见义勇为对象是否仅仅为陌生人？/杨涛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5 15:5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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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义勇为对象是否仅仅为陌生人？
杨涛
据城市晚报近日报道，为保护女友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不受劫匪的侵犯，全国知名自由撰稿人阿芒在长春住所楼道里与5名持刀劫匪搏斗中不幸身亡。对阿芒的行为算不算见义勇为，引起了读者、法律工作者和全社会的关注。吉林省见义勇为基金会的有关人士告诉记者，劫匪直接侵害了阿芒本人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阿芒才与劫匪搏斗，这是一起刑事案件。她个人认为阿芒的行为还不够见义勇为的条件。那见义勇为有哪些条件呢？她的理解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也就是在陌生人人身和财产受到侵害时给予帮助。
见义勇为在目前还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还主要是由道德来调整。但各地也相继出台了一些地方条例，对见义勇为进行了一些规范。从现有的各地相关条例对见义勇为的行为界定来看，主要是为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和社会管理秩序、保护国家、集体、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勇于参与刑事犯罪案件的侦破和抓捕犯罪嫌疑人、参加抢险救灾等行为。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张旭明对“见义勇为”进行了这样的界定：“义”指社会正义，“勇”指面对正在发生的客观上存在的一定危险性的情形，能够不怕流血牺牲，不顾个人安危，勇敢地去做。中国社会传统上有“义”、“利”之分，“义”主要指为国家、社会、他人的利益，而“利”主要是为自身个人及自身有密切关系的人如亲属等人的利益。而“天下为公”的思想居由主流，国家与社会支持和鼓励的当然是为“义”的行为。在这种语境下，吉林省见义勇为基金会的有关人士所作的理解并非没有道理。
然而，在今天新的形势下，结合上述的具体的案情，我们要反思的是：把见义勇为对象仅仅界定为陌生人妥当吗？阿芒所保护的虽然是其女友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但是人的生命与财产有等级差别吗？因此，笔者建议，在人类趋文明进步的今天，将只要是为维护合法权益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都纳入见义勇为范畴，而不管其是为维护谁的利益。理由如下：
一是与我们新修订的宪法相适应。宪法修订时在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头一条中增加一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将第十三条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些增加和修改体现了对公民的人权与私有财产的尊重保护，公民个人的利益与国家和社会利益得到国家的同等保护。因此，我们也没理由将为维护自身或亲属的合法权益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置于见义勇为的行为之外。
二是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不管其动机是否为维护自身或亲属的合法权益，但是，从国家产生以后，犯罪就逐步被视为不仅是侵犯了个人的利益，更主要的是破坏了社会秩序，危害了国家的统治。因而，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实际上也是在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利益。
三是应对现实不管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窘境。在现实中，更多的人面对犯罪，不管是侵犯他人还是自身的利益，大多数人选择的是忍气吞声，不敢与犯罪作斗争。把维护合法权益与违法犯罪作斗争不分动机都纳入见义勇为中，有利弘扬社会正义。
其实，说到底，这里主要涉及到的是见义勇为价值的权衡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社会主要是要弘扬为国家、社会、他人的利益而勇于奉献的精神，当然，我们有理由说见义勇为的行为不能包括为自身个人及自身有密切关系人的利益而为的行为。如果我们的社会在弘扬为国家、社会、他人的利益而勇于奉献的精神的同时，也鼓励为公民去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并考虑到这种行为直接或间接上也有利于国家、社会公共利益，那些我们就没有理由拒绝见义勇为对象为自身个人及自身有密切关系人的利益。
其次，见义勇为对象的界定还是要考虑到我们现实的经济实力，毕竟将见义勇为对象的扩大化，必须要有现实经济实力作保障。这里与经济实力有关的是折射出我们被害人利益的补偿缺失的问题，如果我们相关的被害人补偿制度能建立，我们也不必过多纠缠于见义勇为对象是否要扩大。
笔者主张，在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长，人们对于见义勇为价值理念的更新，将只要是为维护合法权益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都纳入见义勇为范畴是可行的。但是，这种扩大并非无限度的，一是必须是限于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因为这里毕竟有直接或间接维护了国家、社会的利益，单纯的个人抗灾等行为只是涉及社会救济的问题。二是即使将为维护合法权益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都纳入见义勇为范畴，为自身利益的行为与为国家、社会、他人的利益的行为还是要区别对待，毕竟人都是自卫私的，为已奉献容易，为他人奉献难，我们要通过弘扬见义勇的行为更多地达到为国家、社会、他人的利益奉献的目的。因为，为国家、社会、他人，良好的秩序与安全的不幸才有保障，最终也是维护了我们每个人的自身利益。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mail:tao1991@163.net tao9928@tom.com
杨涛
据城市晚报近日报道，为保护女友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不受劫匪的侵犯，全国知名自由撰稿人阿芒在长春住所楼道里与5名持刀劫匪搏斗中不幸身亡。对阿芒的行为算不算见义勇为，引起了读者、法律工作者和全社会的关注。吉林省见义勇为基金会的有关人士告诉记者，劫匪直接侵害了阿芒本人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阿芒才与劫匪搏斗，这是一起刑事案件。她个人认为阿芒的行为还不够见义勇为的条件。那见义勇为有哪些条件呢？她的理解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也就是在陌生人人身和财产受到侵害时给予帮助。
见义勇为在目前还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还主要是由道德来调整。但各地也相继出台了一些地方条例，对见义勇为进行了一些规范。从现有的各地相关条例对见义勇为的行为界定来看，主要是为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和社会管理秩序、保护国家、集体、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勇于参与刑事犯罪案件的侦破和抓捕犯罪嫌疑人、参加抢险救灾等行为。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张旭明对“见义勇为”进行了这样的界定：“义”指社会正义，“勇”指面对正在发生的客观上存在的一定危险性的情形，能够不怕流血牺牲，不顾个人安危，勇敢地去做。中国社会传统上有“义”、“利”之分，“义”主要指为国家、社会、他人的利益，而“利”主要是为自身个人及自身有密切关系的人如亲属等人的利益。而“天下为公”的思想居由主流，国家与社会支持和鼓励的当然是为“义”的行为。在这种语境下，吉林省见义勇为基金会的有关人士所作的理解并非没有道理。
然而，在今天新的形势下，结合上述的具体的案情，我们要反思的是：把见义勇为对象仅仅界定为陌生人妥当吗？阿芒所保护的虽然是其女友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但是人的生命与财产有等级差别吗？因此，笔者建议，在人类趋文明进步的今天，将只要是为维护合法权益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都纳入见义勇为范畴，而不管其是为维护谁的利益。理由如下：
一是与我们新修订的宪法相适应。宪法修订时在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头一条中增加一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将第十三条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些增加和修改体现了对公民的人权与私有财产的尊重保护，公民个人的利益与国家和社会利益得到国家的同等保护。因此，我们也没理由将为维护自身或亲属的合法权益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置于见义勇为的行为之外。
二是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不管其动机是否为维护自身或亲属的合法权益，但是，从国家产生以后，犯罪就逐步被视为不仅是侵犯了个人的利益，更主要的是破坏了社会秩序，危害了国家的统治。因而，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实际上也是在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利益。
三是应对现实不管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窘境。在现实中，更多的人面对犯罪，不管是侵犯他人还是自身的利益，大多数人选择的是忍气吞声，不敢与犯罪作斗争。把维护合法权益与违法犯罪作斗争不分动机都纳入见义勇为中，有利弘扬社会正义。
其实，说到底，这里主要涉及到的是见义勇为价值的权衡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社会主要是要弘扬为国家、社会、他人的利益而勇于奉献的精神，当然，我们有理由说见义勇为的行为不能包括为自身个人及自身有密切关系人的利益而为的行为。如果我们的社会在弘扬为国家、社会、他人的利益而勇于奉献的精神的同时，也鼓励为公民去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并考虑到这种行为直接或间接上也有利于国家、社会公共利益，那些我们就没有理由拒绝见义勇为对象为自身个人及自身有密切关系人的利益。
其次，见义勇为对象的界定还是要考虑到我们现实的经济实力，毕竟将见义勇为对象的扩大化，必须要有现实经济实力作保障。这里与经济实力有关的是折射出我们被害人利益的补偿缺失的问题，如果我们相关的被害人补偿制度能建立，我们也不必过多纠缠于见义勇为对象是否要扩大。
笔者主张，在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长，人们对于见义勇为价值理念的更新，将只要是为维护合法权益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都纳入见义勇为范畴是可行的。但是，这种扩大并非无限度的，一是必须是限于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因为这里毕竟有直接或间接维护了国家、社会的利益，单纯的个人抗灾等行为只是涉及社会救济的问题。二是即使将为维护合法权益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都纳入见义勇为范畴，为自身利益的行为与为国家、社会、他人的利益的行为还是要区别对待，毕竟人都是自卫私的，为已奉献容易，为他人奉献难，我们要通过弘扬见义勇的行为更多地达到为国家、社会、他人的利益奉献的目的。因为，为国家、社会、他人，良好的秩序与安全的不幸才有保障，最终也是维护了我们每个人的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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