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法学思维的批判/蔡业冰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21 17:20:43   浏览:8622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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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法学思维的批判
??读《法律的经济分析》有感


摘要:《法律的经济分析》这部享誉世界的法律经济学著作,将经济学运用于许多非市场的行为,如,犯罪、起诉、离婚、意外事故、反种族歧视法等等,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全新的、广阔的、全方位的视角。效益被看作是法律的基本价值,法律的效益价值理论和经济分析方法是法学研究理论领域和方法论上的重大突破。本文试图勾勒出波斯纳的法律经济学的思想轮廓,并对社会现实作出适当的反思,以求促进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治建设。
关键词:法律经济学 波斯纳 经济分析 效益
Abstract :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the widely praised book ,focuses on economic analysis of nonmarket behaviors such as crime, the legal process, marriage, accidents and anti-racialism .It supplys us with a new and unconventional method to think of laws. Posner's doctrine about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insists that efficiency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basic value of law. Its theory of efficiency value and method of economic analysis are a great breakthrough in law theory domain. This Note is intended to outline Posner's theory and reflects on the social problems, in order to consummate the law of market economy.
Key words :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Ponsner; Economic analysis; Efficiency

一、引言
经济分析法学(economic analysis of law)又称为法律经济学,是60年代初首先在美国兴起的西方法学思潮之一。法律经济学使法学的研究手段拓宽到经济领域,使法学研究的视野不再局限于公平正义的权衡、选择,从而为法学理念的重新定位开辟了一条法学与经济结合的新径。法律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首推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波斯纳,他被誉为70年代以来最为杰出的法律经济学家之一。其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法律的经济分析》全面地阐述了他的学说,标志着一个新的法学流派——经济分析法学派在学派林立的法学界已占据一席之地,为法学研究开辟了一块崭新的领地。
波斯纳在第一版中文版作者序言中指出,《法律的经济分析》旨在“将经济理论运用于对法律制度的理解和改善”;在第一篇导论中指出,《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的写作是建立在经济学是分析一系列法律问题的有力工具这一信念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经济学是人类在一个资源有限、不敷需要的世界中进行选择的科学”,将经济学看成是一门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理性选择的科学(the science of rational choice),即在这个世界,资源相对于人类欲望是有限的??资源具有稀缺性。它的假设是:人是对自己的生定目标,自己的满足,也即我们通常所讲的“自我利益”(self--interest)的理性的、最大限度的追求者。 而“人是其自利的理性最大化者”这一概念暗示,人们会对激励(incentive)作出反应,即,如果一个人的环境发生变化,而他通过改变其行为就能增加他的满足,那他就会这样去做。这就是法律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二、法律经济学视角下的反思
(一)法律经济学视野中的法律基本概念
波斯纳认为,经济学与法学这种学科两分法将法学现象与经济学现象之间事实上的距离人为地夸大了。他认为,经济学对法律进行规范分析是一个有力的工具,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效率是一个公认的价值,表明一种行为比另一种更有效当然是制定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传统的法学观念与此相差甚远。正是由于法律经济学与传统法学的分野,直接导致一系列由传统道德背景下所构造的法律概念在法律经济学的视角中发生变化、甚至冲突。因此,我们要了解法律经济学,就不得不重新对一系列的法律概念进行认识,笔者试图从经济分析的角度,对“法律”和“权利”作出一些新的诠释。

1.关于法律
中国传统的法学理论一般从意识形态出发,都将法律定位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但是在法律经济学的视角中,法律没有被披上太多的意识形态,而是更多地注重对社会的实际作用。因此在这里,法律表现出来的特征是实用性。在传统的视角里面,法律都是处在消极的地位,一般都是进行事后的调整,缺乏前瞻性;法律的改变多是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法律经济学却认为,法律除了事后的调整外,更多的应该注重事前的预防。因为损失的发生在很多情况下是难以弥补的,例如在一宗交通事故中,行人被机动车(司机存在过错)撞到而失去了一条手臂。交警当然会要求司机作出赔偿,赔偿,只是财富从司机一方转移到行人一方,社会的总财富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但是不管事后怎样弥补,行人还是失去了一条手臂,社会总财富减少了,因为行人不能再创造比以前更加多的财富。法律的前瞻性在这里显得非常必要。而法律经济学借助经济学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和手段,尤其是采取经济人假设和激励机制,预测人们对一定法律环境的的反应,从而制定一些更加有利于增进社会财富的法律。另外,法律制度必须符合成本效益分析。科斯第一定理告诉我们:法定权利的最初分配从效率角度看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交易成本为零;然而现实中,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是没有的,这个现在谁都知道,科斯当然比我们知道的更早,于是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现实世界,人们又推导出科斯第二定理: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情况下,权利的初始分配将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法律制度本身的运行是需要成本的,因此良好的法律制度一方面有助于节约社会成本,另一方面由于交易费用的降低,交易效率会随之提高,所以又会促进社会总财富的增加。法律一旦忽视交易成本的因素,则法律反而是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

2.关于权利
关于权利,传统的法学理论习惯于从权利的静态,至多是从它的排他性出发,认为权利与权利之间是可以划清界限的,当严格依法界定并保护一个人的合法权利时,实际上也就界定和保护了他人的权利。然而,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写道:“人们一般将该问题视为甲给乙造成损害,因而所要决定的是:如何制止甲?但这是错误的。我们正在分析的问题具有相互性,即避免对乙的损害将会使甲遭受损害。必须决定的真正问题是,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科斯认为权利具有“相互性”(reciprocal nature),纷争的产生源自社会资源的有限,问题不在谁对谁应付赔偿责任或免除损害责任,而是如何减少损害,只有从双方性的观点去看损害赔偿的问题,才能真正达到社会财富最大化的目的,社会资源才能获得最有效率的运用。

(二)法律经济学在我国实践中的尝试
1999年沈阳市颁布了《沈阳市行人与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的主要精神可以概括为:在行人违反交通规则导致交通事故发生时,如果机动车方无违章行为,行人负全部责任。长期以来,大部分地区交通管理部门在处理交通事故时实行的是“严格责任规则”而新办法用“过失责任”代替了严格责任。此新办法引起了法学界“撞了白撞”的大讨论。然而反对的呼声居多,如著名法学家梁慧星教授就认为该办法是反人道、反正义、反人权的,更进一步指出在交通事故处理上应该适用无过错责任。
这场大讨论引发了笔者的思考,如何衡量一个具体法律法规的合理性?在笔者看来,对该新办法的反对意见多是基于把法律看作收入再分配的工具——或更传统地说是从“公平”的角度判断法律的合理性。依该标准,平均而言,行人是“穷人”、“弱者”,而司机是“富人”、“强者”,因此,无论司机有无过错均让其承担责任是合理的。然而,法律的首要功能是保证效率,考虑如何使整个社会的成本最小。衡量一个法律是否合理的首要标准应该是效率标准而非分配标准。分配原则应该在效率原则下,如果离开了效率标准,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打个比方,如果单从分配标准出发,穷人盗窃富人的资产就不应被判有罪,弱者伤害强者也不应构成侵权行为。 如果我们的制度设计完全遵照此标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就会降低,也不会有人愿做“富人”、“强者”;相反,依效率标准,任何盗窃行为、伤害行为均构成侵权,则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就会提高而努力积累财富。
我们假设交通规则本身是社会最优的,即,在双方都严格遵守该规则的情况下,事故发生的概率处于社会最优水平。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社会最优水平并不是指事故发生概率最小,而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经济效率达到最大同时事故发生概率达到最小的边际状态。在此前提下可以有三种情况:第一,实行“无责任规则”,即在任何情况下司机均不承担赔偿责任,结果是司机没有预防事故发生的积极性从而不遵守交通规则,行人有最大的积极性预防事故发生而过于小心谨慎甚至绿灯时也不敢过马路,激励机制没有最优地分配责任承担关系,所以是没有效率的,不能达到社会最优状态。第二,实行“无过失责任”,即在任何情况下司机均要承担赔偿责任,则司机有预防事故发生的最大积极性而行人则选择最小的谨慎(因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下行人无论如何也要承担一定的人身损失),因此司机开车过于谨慎而放慢速度导致交通堵塞,行人却乱闯马路,这也不能达到最优化的效率。第三个规则就是实行“过失责任”,即只有当司机违章行人没有违章时才由司机承担全部责任,而当行人违章司机没有违章时司机不承担责任。这样司机和行人都有积极性遵守交通规则,事故发生概率达到最优(注意是最优而非最小),则社会的效率也达到最优状态。一个好的交通事故损失赔偿的法律规则,应当能够产生一种激励,在这样的激励下,道路交通的参与人自愿投入适当的预防成本,使交通事故不发生或少发生。故此,沈阳市出台的新办法看似在人权保护上是一种“倒退”,实则可最大限度地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符合法律经济学关于侵权法目的的阐释,即为了促进防止侵权行为资源的高效率配置。判断法律法规的合理性以效率为标准往往能够最大地节约社会成本,在这个资源有限的世界中,实现真正的分配正义。

(三)言论自由的经济学分析
波斯纳认为,思想是一种商品。在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里面,各种思想会相互充分竞争,希望能获得消费者(社会大众)的购买(接受)。在这里,波斯纳将市场的概念引入到思想领域,这是笔者下面讨论各问题的逻辑起点。
1.言论自由的宪法保护的必要性
宪法为什么明确保护这一特殊市场(思想市场)而非其他市场呢?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主要有下列两个原因。第一,对思想市场的管制会造成政府权力垄断。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官员是公共利益代表的这种理想化认识与现实相距甚远,行使经济选择权的人并非“经济阉人”。我们没有理由将政府看作是超凡至圣的神造物。政府同样也有缺陷,会犯错误,也常常会不顾公共利益而追求其官僚集团自身的私利。 这就是说政府也是一个经济人,会有其特定的偏好。如果允许政府对思想市场随意加以管制,最终的结果就是使舆论成为了政府宣传的工具。只要一出现令政府反感的言论,政府处于本能就会对其进行压制,将其排挤在思想市场之外,社会大众所得到的就只剩下一些为政府所喜爱的言论。第二,思想市场的脆弱性。思想市场上有不少思想收益是外部性的,只要政府对这些思想(不受政府欢迎的)提高其进入市场的成本,那么其他的思想就极其容易替代这些不受欢迎的思想。正如波斯纳在书中所举的例子,投票本身是一种外在收益源,因为单一的投票根本不可能改变选举,所以其对个人投票者的预期价值(即使相对于很小的投票时间成本而言)是很小的。由于投票几乎没有私人价值,所以我们就不应该希望人们对了解候选人和有关问题进行大量的投资。宪政的本意就是限政,即限制政府行政权力,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如果宪法不对言论自由作出坚实的保护的话,宪法就难以真正达到宪政的目的。

2.媒体责任的归责原则
隐私权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在隐私权和言论自由权发生冲突的时候如何取舍呢?尤其是担负着传播各种信息的义务的大众传媒,在报道发生失实之时,其责任应该如何分担呢?媒体,作为一个经济人,也会对外界的激励或抵制因素作出反应,而成本与收益效应对媒体的行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成本高于收益,那么媒体便不会报道这一消息;尤其是当报道的消息极有可能会引发诉讼而法律又倾向于保护对方的时候,媒体是更加不愿意冒这样的风险。如果一个记者得到一则重要的内幕新闻而抢先独家报道,他的报纸将取得较高的销售收入。但这只是这一新闻对公众所产生的价值的一部分,因为所有竞争性报纸都将在稍后刊载这一新闻。由此可见,这一记者和雇佣他的报纸的总收益会远远低于这则新闻的社会总收益。但是如果记者和雇佣他的报纸预期,这则新闻的公布,将会令其承担诉讼的风险,他就不一定会公布这则新闻,即使这则新闻对社会公众有很大的好处。获得一部分收益,但是要承担所有的风险,任何一个理性人都不会作出这样的行为。鼓励报纸公开这一则新闻的一种方法就是降低公开成本;而其手段就是使报纸没必要对新闻的真实性作全面、彻底的调查,但在它对公开假诽谤负有严格责任或过失责任的情况下,它就不得不做这种调查。因此在没有证明媒体知道消息的虚假性或放任对其真实性不作辨别的情况下,媒体不应当负相应的责任。
3.言论自由的底线
可能是因为历史的惯性,中国人对“言论”这个词显得特别敏感。因而对于言论自由的内涵和外延并不会太关注,对言论自由的限度更加没有一个清晰的标准。古语云:“刑之不知,威不可测。”正是人们不知道言论自由的底线在哪里,所以人们在发表言论时,尤其是政治言论,显得非常谨慎。就如我们在听一些思想活跃的学者做讲座时,讲完某个尖锐的问题时,总会加上一句“纯属学术讨论”之类的不痛不痒的话。一个教授尚且如此,一般的社会大众又会如何呢?这就反映出言论自由在现实中并没有得到切实的保障,而要真正保障言论自由,笔者认为,言论自由的限度必须要划分明确,否则,言论自由只是空话。
法律经济学为这一标准的划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里我们要引入一条有用的公式:汉德的过失公式B<PL。汉德公式是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诉卡罗尔拖轮公司一案中由法官汉德(LearnedHand)提出的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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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职外部董事:完善中央企业董事会制度的一项举措——学习国资委关于《董事会试点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管理办法(试行)》

张喜亮


  完善中央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根据国务院的授权在公司法的框架内,国资委先后制定了《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试点企业外部董事管理办法(试行)》、《董事会试点中央企业董事会、董事评价办法(试行)》和《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试点企业职工董事管理办法(试行)》、《董事会试点中央企业职工董事履行职责管理办法》等文件。2009年10月13日国务院国资委又颁发了《董事会试点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这个文件的贯彻执行是完善中央企业董事会制度深化中央企业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

  一、外部董事的设置与作用

  现代企业制度的形式要求就是实现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权力制衡的公司制法人治理。所谓法人治理就是强调公司的独立性,公司具有法律上的独立人格,在市场中是独立的经济活动主体,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在法律的范围内自主运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央提出了“产权明晰、政企分开”的总要求。经过多年的探索,中央企业实现了法人治理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了出资人和经理层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我们称之为“资营分离”。资营分离实际上是一种代理行为,怎样才能保证经理层不会背离出资人的目标,减小企业的代理风险,控制代理成本,就成为公司治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了提高经理层的效率,防止内部人控制问题,创设外部董事制度是改变经理层决策权力、实现监督制衡的一个有效途径。对于一元制的公司,董事会承载着自我监督的职能,自我监督显然是存在隐忧的,所以,必须在分工上有专门的董事承担监督之责,才能达到内部权力制衡的目的,--外部董事制度应运而生。
  借鉴了日本的模式我们制定了《公司法》,当时还并没有考虑到外部董事制度。1999年国家经贸委与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促进境外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深化改革的意见》,要求在境外上市公司中设立外部董事制度。2001年8月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强制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必须按照《意见》的规定,建立外部董事制度;同时,2004年9月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进一步肯定并完善了外部董事制度,《公司法》修正案中也明确规定了建立外部董事的内容。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以后,致力于中央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开展了董事会试点工作,制定了一系列央企董事会制度建设的规范,外部董事制度也被引人了董事会试点的中央企业。
  所谓外部董事(Outside Director)也通常被称为独立董事(independent director),一般来说就是指独立于公司股东且不在公司中内部任职,并与公司或公司经营管理者没有业务联系或专业联系,对公司事务做出独立判断的董事。也有观点认为,外部董事应该界定为只在上市公司担任外部董事之外不再担任该公司任何其他职务,并与上市公司及其大股东之间不存在妨碍其独立做出客观判断的利害关系的董事。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上市公司外部董事是指:不在上市公司担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并与其所受聘的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不存在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关系的董事。实行单一董事会制度的英美等国都有设置外部董事。在中央企业设置“专职”外部董事,这是我国中央企业完善法人治理机构的制度创新,是对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发展道路的重大探索。
  设立外部董事对于促进中央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现有的环境的条件下,兼职的外部董事保障国有企业健康发展的作用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据调查情况看,一些企业的外部董事尚不能认真履行职责:审议重大事项时态度不认真的有之,不能按时参加董事会议的有之,很少参加董事会议的有之,几乎不参加董事会决议的亦有之……。有鉴于此,国务院国资委制定《董事会试点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管理办法(试行)》有其必要性,中央企业毕竟有其特殊性,这个《办法》的实施对于促进董事会试点的中央企业健康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办法》第一条规定:“为适应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中央企业改革发展的要求,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对董事会试点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试点企业外部董事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制定本办法。”

二、专职外部董事关键在于“专”

  《办法》全文七章二十五条,涉及了对专职外部董事管理的主要内容,设置外部董事在董事会试点工作中至关重要,对规范中央企业治理结构、提高决策的科学性、防范重大风险有着重要的作用。《办法》只适用于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董事会试点中央企业,也就是我们过去所说的国有独资公司。《办法》没有把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到董事会试点的中央企业内部的子公司。
  从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来看,公司董事大体上可以分为这样几种类型:第一是股东董事,第二是外部董事或称独立董事,第三是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即职工董事。《办法》规定的“专职”外部董事,理论上说,属于外部董事或独立董事中的一种类型。但是,我们必须强调的是专职外部董事的关键就在于一个“专”字,这是与兼职外部董事的一个大不同。《办法》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专职外部董事,是指国资委任命、聘用的在董事会试点企业专门担任外部董事的人员。”《办法》特别指出:“专职外部董事在任期内,不在任职企业担任其他职务,不在任职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任职。”这就是专职外部董事与兼职外部董事的区别所在。兼职外部董事仅仅是不在董事任职企业内部,也不在有利益相关的企业或单位任职,但是,不排除在其它的机构或单位任职。一些经济学家、高校教授、资深学者或社会名流等等,往往被企业聘为所谓外部董事,但是,他们一般都是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或服务组织中有自己的专门“职业”。兼职外部董事对于完善现代企业董事会制度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也有其局限性,这个局限就在于其“兼”而不“专”。从知识结构、业领域等方面来说,兼职外部董事可能也是比较“专”业的,但是,因其“职”的兼就可能造成对任董事的企业不够“专”心了。另外,我们还知道,有的公司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不设立“外部董事”,于是,就把公司退下来的老领导、老同事、各种老关系者聘请回来担任外部董事。这种的情况外部董事肯定是难以“独立”表达意见的,更谈不上“专”了。再者,这些外部董事在公司内部享受着各种待遇,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吃人嘴软等世俗伦理作崇,其“独立”作用也是很难得到保障的。我们无意否定外部董事的作用,但是,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毕竟是具有其中国特色的具体情况和运行规则,兼职的外部董事是难负其全部重任的。设置专职外部董事是贯彻国家对中央企业发展战略保障中央企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从源头上说,专职外部董事是由国资委任命或聘用的,兼职外部董事一般是由公司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聘任的;专职外部董事仅限于在国资委监管的董事会试点的中央企业,而不是泛用于其它国有企业;再者,专职外部董事是不在任何企事业单位有任职的,甚至也不应当有除任职董事的中央企业之外的任何企事业单位的虚任职务。对于专职外部董事要“专业、专管、专职、专用”,其薪酬由国资委专门支付,在制度设计上就考虑到了破除兼职外部董事作用的“局限”性。
  《办法》第四条规定了专职外部董事管理的原则:第一,社会认可、出资人认可;第二,专业、专管、专职、专用;第三,权利与责任统一、激励与约束并重;第四,依法管理。《办法》突出强调了“社会认可”的原则,这是中央企业的性质决定的,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不简单是所谓“国有”企业,根据宪法的规定,归根到底还是“全民所有制”的,这种全民所有的本质属性决定其所任用的专职外部董事必须得到“社会”的认可。国资委接受国务院代表国家的授权肩负着监管国有资产使命,所以,中央企业的专职外部董事也必须是国资委认可的。所谓专业、专管、专用原则就是指专职外部董事应具有较为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强的专业能力,由专门机构或部门统一管理,只担任董事会试点企业的外部董事职务,不担任其他职务,专职外部董事只向董事会试点企业派出。专职外部董事的选拔通过组织推荐等方式选择符合条件的人员,根据董事会试点企业董事会结构需求,由国资委任聘到中央企业,实行任期制,在同一企业任职时间最长不超过6年。
  《办法》规定: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职务列入国资委党委管理的企业领导人员职务名称表,按照现职中央企业负责人进行管理,在阅读文件、参加相关会议和活动等方面享有与中央企业负责人相同的政治待遇,选聘、评价、激励、培训等由国资委负责。专职外部董事的日常管理和服务,由国资委委托有关机构负责,受委托机构设立专职外部董事工作部门,负责保障专职外部董事的办公条件、建立履职台帐、管理工作档案、发放薪酬、办理社会保险、传递文件、组织党员活动等事项,并协助国资委有关厅局做好相关工作,建立专职外部董事报告工作制度。专职外部董事应当每半年向国资委报告一次工作,对于发生在任职单位的重大事项必须及时向国资委报告。《办法》的一个重要的亮点还在于明确规定了专职外部董事的退出条件和程序,不能切实履行其职责的专职外部董事必须依照本《办法》退出。

三、专职外部董事制度还面临着新问题需要做好具体工作

  中央企业董事会试点工作中外部董事队伍建设就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比如人才来源渠道问题,对外部董事的约束力的问题,队伍不够稳定问题,作用的局限性问题,等等。针对兼职外部董事存在的这些情况和问题,《办法》也明确规定了区别于兼职外部董事的专职外部董事的激励和评价措施机制,专职外部董事的评价按照《董事会试点中央企业董事会、董事评价办法(试行)》执行,其薪酬标准由国资委制定,其受委托机构每年根据专职外部董事薪酬管理办法拟订专职外部董事薪酬方案报国资委审核后兑现。专职外部董事管理的其他事项按照《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试点企业外部董事管理办法(试行)》。在实行专职外部董事管理制度的过程中,肯定还会有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出现,还需要做好细致的具体工作。
  从《办法》的规定来看,设置专职外部董事首先要搭建或“委托”一个机构即专职外部董事管理机构。如果是“搭建”一个机构的话,这个机构怎样组建,与国资委是怎样的关系?如果是“委托”一个机构话,是国资委内部的还是国资委外部的呢?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的一个问题,因为与此相关的问题就是:专职独立董事个人为这个单位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问题。当然,《办法》里已经明确规定是负责专职外部董事的“日常管理”并提供相关的服务,问题的关键是这些专职外部董事的劳动关系归属在哪里?既然是专“职”,就存在着一个劳动关系的问题。专职外部董事由国资委任聘,理论上说,其劳动关系的主体另一方就是“国资委”,国资委又是国务院的特设机构类同于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是没有资格担任企业的董事的。从劳动关系的属性而言,专职外部董事的日常管理和发放薪酬等由国资委委托机构负责,那么,其劳动关系的主体一方应当是这个“委托机构”,很显然这也不现实。劳动关系对于专职外部董事个人而言是相当重要的,比如其身份问题、退出后的去向问题等等。专职外部董事的“专”,解决了发挥对中央企业监督管作用理的问题,但是,涉及外部董事个人的“职”的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办法》第五条的规定,在某种程度上似乎解决了这个问题:“专职外部董事的职务列入国资委党委管理的企业领导人员职务名称表,按照现职中央企业负责人进行管理”。据反映,中央企业负责人也有关于自己身份的“行政性”和“企业性”的困惑。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通过制度设计加以完善。此外,尽管《办法》附则中的第二十五条规定:“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但是,就《办法》本身来看还有一些工作并没有完成,第十六条规定专职外部董事的薪酬标准由国资委制定;第十九条规定专职外部董事评价薪酬和中长期激励办法另行制定,《办法》规定的专职外部董事社会认可的原则如何操作,等等。所有这些涉及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管理的基本的标准和基础性的制度都有待较快制定和完善。




农业部关于做好2013年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的意见

农业部


农业部关于做好2013年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的意见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中发〔2013〕1号)、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以及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精神,切实做好2013年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现提出以下意见,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2012年,面对全球粮食因灾减产、国际农产品市场大幅波动以及宏观经济运行复杂多变的严峻形势,各级农业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要求,齐心协力,迎难而上,开拓创新,扎实工作,在高基数上再夺丰收,在高起点上再创佳绩,圆满完成了“两个千方百计、两个努力确保”的目标任务,实现粮食生产“九连增”、农民增收“九连快”,现代农业建设全面启动,巩固和发展了农业农村经济好形势,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做出了重大贡献。

2013年是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求进、扎实开局”,首先要稳住农业,稳中求进抓落实,稳粮增收带全局,在更高起点上推动“保供增收”取得新进展,在全面推进中提高农业现代化建设水平。各级农业部门要深入研究新形势,科学把握新要求,自觉认清新使命,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全面落实中央部署要求,努力实现农业农村经济持续较快发展。

2013年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四化同步”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总体要求,牢牢把握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重大任务,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促进农民持续较快增收为核心目标,以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着力强化政策、科技、设施、装备、人才和体制支撑,坚持“巩固基础、突破难点、管控风险、推进改革”,千方百计使粮食产量稳定在10500亿斤以上、农民收入增幅保持在7.5%以上,努力确保不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和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持续提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和农业资源利用率,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一、抓好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落实和完善,保护和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1.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落实力度。继续增加农业“四补贴”规模,继续实施农业防灾减灾稳产增产关键技术补助和土壤有机质提升补助。扩大粮棉油糖高产创建、“菜篮子”产品生产专项规模,增加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落实生猪调出大县奖励政策,逐步扩大种粮大户补贴试点范围,增加农民合作社发展资金。完善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机制,强化畜禽良种补贴、动物防疫补助等生产扶持。足额安排渔业柴油补贴,落实远洋渔业补贴及税收减免政策。推动落实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大宗农产品临时收储、生猪市场价格调控预案等政策。加大宣传力度,加快落实进度,及时足额拨付各项政策资金,把中央政策落实到基层、兑付到农户,确保不误农时、不打折扣。

2.积极研究和争取拓展政策支持范围。紧密结合农业生产实际,围绕重点农产品、薄弱领域、关键环节,健全和创新农业支持政策。选择1-2个主要粮食品种,在局部地区开展良种全额补贴试点;尽快建立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补贴制度,争取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补助政策,启动低毒低残留农药和高效缓释肥料使用补助试点,推动制定粮食作物制种大县(场)奖励政策;研究探索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补助、“菜篮子”产品市场调控等扶持政策。推动农村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完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开展农作物制种、渔业、农机等保费补贴试点。鼓励社会资本投入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

3.推动政策落实机制创新。完善农业补贴办法,创新农业补贴方式,促进新增补贴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倾斜,鼓励补贴与生产挂钩,有条件的地方与生态资源保护挂钩。加快建立健全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绩效考核制度,逐步推进政策绩效考核向省级、县级延伸。加快建立政策定期评价机制,启动农业投资绩效评估试点。开展“十二五”农业农村经济系列规划实施进度中期评估,通报实施效果。进一步加强政策落实的监管和督导检查,强化农民群众和社会监督,不断提高政策落实全过程公开透明度,推动各项政策高效、规范、廉洁实施。

二、稳定发展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持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4.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坚持稳定面积、优化结构、主攻单产,继续开展粮食稳定增产行动,推动落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千方百计使粮食面积稳定在16.5亿亩以上,努力实现夏粮、早稻增产,秋粮稳定。突出抓好重点地区粮食生产,稳定发展东北地区水稻、玉米,提高黄淮海冬小麦、夏玉米“两熟”产量,通过“单改双”力争南方早稻面积稳中有增,通过西北“夏改秋”和西南地区采取间套种等措施力争产量稳中有增。组织开展增产模式攻关,强化关键技术突破和技术集成推广,将高产创建示范片扩大到12500个,继续开展5个整市(地)、50个整县(市)、500个整乡(镇)整建制推进试点,组织开展新品种展示示范,形成和推广一批区域化、标准化的增产模式。牢固树立抗灾夺丰收思想,立足科学防灾、有序抗灾和高效救灾,强化灾情预测和预判预警,提前制定防灾减灾预案,大力推广防灾减灾稳产增产关键技术,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

5.统筹抓好经济作物生产。努力扩大油菜、花生等油料种植面积,推进长江流域冬油菜优势区和黄淮海及东北农牧交错区花生优势区建设,积极开发南方冬闲田扩种油菜。选育推广“早熟三高”油菜品种,加速花生品种更新换代,提高油料作物单产。扩大棉油糖高产创建规模,培育壮大棉花、糖料等作物的优势产业带,加强天然橡胶等热作生产基地建设。统筹蔬菜、水果等园艺产品生产布局,稳定面积、提高品质、注重营销,深入推进园艺作物标准园创建,加大南方冬季瓜菜北运基地建设力度,启动北方城市冬季设施蔬菜规模开发试点。

6.加快建设现代畜牧业。推动落实扶持生猪生产的政策措施,配合适时启动生猪市场价格调控预案,加强生产监测和形势预判,促进生猪生产稳定发展。大力扶持肉牛肉羊生产,推动出台并组织实施《全国牛羊肉生产发展规划》,推动实施草原畜牧业转型示范工程,加快发展现代草原畜牧业,努力提升牛羊肉综合生产能力。大力发展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推进畜禽标准化养殖示范创建。组织制定实施主要畜禽品种遗传改良计划,稳步推进主要畜禽品种育种、繁育和推广。加快奶牛品种改良,开展奶牛生产性能测定,继续实施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动,加强奶业消费引导。全面落实饲料法规新制度,着力构建优质、安全、高效、规范的现代饲料工业。

7.提升渔业发展水平。推进水产健康养殖,新创建500个以上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启动健康养殖示范县(场)创建活动。加快池塘标准化改造,开展养殖生态环境修复试点,推进现代水产种业建设,严格苗种生产行政许可管理,继续实施水产良种工程,加强原良种保种和品种创新。积极争取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加大渔业装备升级改造力度,推进海洋渔船更新改造和渔政船建造,扶持壮大远洋渔业,加大避风渔港建设力度,支持建设骨干船队,加强渔政护渔维权和渔业执法。

三、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增强现代农业发展活力

8.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抓紧研究探索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具体实现形式,推动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扩大登记试点范围,争取用5年的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妥善解决农户承包地块面积不准、四至不清等问题。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和信息化管理平台,开展流转规范化管理和服务试点,逐步健全县乡村三级服务网络。探索建立严格的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耕地准入和监管制度。结合农田基本建设,鼓励农民采取互利互换方式,解决承包地块细碎化问题。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体系,加强调解仲裁能力建设。加快推进牧区草原承包工作,启动牧区草原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

9.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和培育新型经营主体为重点,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大对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扶持力度。开展家庭农场统计监测,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家庭农场注册登记制度,制定扶持政策和管理服务办法。扶持农民合作社加快发展,鼓励农民兴办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等多元化、多类型合作社,逐步扩大农村土地整理、农业综合开发、农田水利建设、农技推广等涉农项目由合作社承担的规模。深入推进示范社建设行动,加快建立示范社评定机制,发布示范社名录,把示范社作为政策扶持重点。加强合作社财务、资产和审计监管。落实龙头企业扶持政策,创建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10.完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从市场准入、税费减免、资金支持、人才引进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多元化、形式多样化、运行市场化,加快构建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与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使农民享受到低成本、便利化、全方位的社会化服务。强化基层农业公共服务机构建设,充分发挥主导性作用。扶持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鼓励支持经营性组织参与良种示范、农机作业、抗旱排涝、沼气维护、统防统治、动物疫病防控、产品营销、农资配送、信息提供等服务。鼓励搭建区域性农业社会化服务综合平台,启动农业社会化服务示范县创建。

11.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等各项改革。鼓励具备条件的地方推进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探索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的具体办法。全面完成农村集体“三资”清理,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示范县创建活动,建设信息化监管平台,推进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制度化、规范化、信息化。加大农村审计监督力度,进一步规范村级财务管理。强化农村经营管理职能,抓紧研究制定改革和加强基层农村经营管理体系建设的意见。深化农垦管理体制改革,全力抓好国有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试点各项工作,积极推进社会职能分离,理顺垦区社会事业管理渠道,探索国有农场新型社区管理模式。积极推进公益性乡村债务清理化解试点。配合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协助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

12.提升农业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多双边、区域合作机制,积极参加涉农国际规则磋商和多双边农业贸易谈判,提升我在国际粮农领域的话语权。制定农产品进出口总体规划,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促进优势农产品出口。完善重要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关税政策,提高农业领域运用反补贴、反倾销以及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能力,加强农业产业损害预警体系建设,强化对农业重点领域外资并购活动的安全审查和管理,维护农业产业安全。制定农业“走出去”整体规划,积极引导和推动重点行业的农业对外投资合作,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探索建设我海外农产品调节市场,保障国内农产品有效供给。完善与金融机构合作机制,进一步扩大对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支持。支持农垦企业等建设境外粮食和天然橡胶生产加工基地。

13.做好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加快实施农村改革试验项目,推动制度创新和项目建设有机结合,健全试验项目的考评监测机制,科学评价试验效果。鼓励农村改革试验区积极探索、大胆创新,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尽快取得突破。适时总结宣传和转化成功经验,充分发挥改革试验区先行先试作用。推动出台支持试验区建设的相关政策。

四、强化农业生产风险防控,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14.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狠抓执法监管,加强技术指导,推进标准化生产和全程质量管控。深入推进专项治理,重点打击种植菜果茶非法使用高毒农药和制售假劣农资违法行为,严厉整治饲养畜禽非法添加“瘦肉精”、违规用药和滥用兽用抗生素,继续开展生鲜乳专项整治,严格查处养殖水产品非法使用孔雀石绿、硝基呋喃。推动农业标准化生产,加快农兽药残留标准制修订,强化“三品一标”认证监管,加强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安全监测监督。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体系建设,开展风险隐患摸底评估,强化例行监测和监督抽查,抓好舆情预警和应急处置,做好生产指导和消费引导。加快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完善县乡两级监管机构,推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示范县(市)创建,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试点和全程控制。

15.提高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水平。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年)》,逐步实施分病种、分区域、分阶段防治策略。狠抓强制免疫、监测预警和移动监管等关键措施落实,制定实施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和布鲁氏菌病等防治计划。深入推进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加强国家优势畜牧业产业带、人畜共患病重点流行区、外来动物疫病传入高风险区、动物疫病防治优势区的防治工作。建立健全以国家、省、市、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为主体的监测网络,重点提高县级监测诊断能力,抓好突发疫情应急处置。强化动物卫生监督,推动产地检疫和屠宰检疫模式创新,逐步推行动物和动物产品指定通道出入制度,加强动物标识和动物产品追溯体系建设。建立健全执业兽医和官方兽医制度,严格畜牧兽医行政执法。抓好水生动物疫病防控。进一步提高兽医科技支撑能力。

16.强化农业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建立健全部门联动机制,加强灾情监测调度预警。制定完善重大灾害应急预案,建立健全防灾减灾机制。制定分区域、分品种、分季节的技术指导意见,加强分类指导服务。积极推进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做好种子繁育基地和重点区域的重大植物疫情监管与阻截防控,强化迁飞性、流行性病虫害应急处置与联防联控。加强防灾抗灾物资储备能力建设,强化生产资料调剂调运,保障灾后生产物资需要。加强救灾技术指导和服务,充分发挥农机在防灾减灾中的作用。

17.推进农业安全生产。认真贯彻实施《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以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县创建为重点,加强农机安全生产和质量监督管理,组织开展农机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强化渔船检验安全管理,加强渔船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船员培训,完善渔船船员培训、考试和发证制度,扎实做好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和安全事故调查处理等工作。进一步加强草原火灾监测预警体系和防火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火情应急处置能力。加强垦区安全生产工作。

五、扎实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18.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启动实施农业科技创新工程试点,推动形成农业科研、教育、推广紧密衔接的新型农业科技体系。加快培育一批高产、优质、多抗、广适的新品种(系),启动实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和超级稻亩产1000公斤育种计划,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研制。加强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加大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实施力度,加快研究应对农业灾害重大关键技术。加快实施《全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条件建设规划》,强化国家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农业部重点实验室建设。鼓励涉农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推动骨干企业与优势农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建立实质性的产学研协同创新联合体,引导和支持企业主持或参与农业科技项目,建立高水平研发机构。强化农业科研院所联合与合作,建立健全分工协作机制,探索构建区域农业科技协作体系。

19.加快现代种业发展。全面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精神。加快培育壮大骨干种子企业,支持种子企业开展商业化育种,加快培育一批突破性品种。着力构建种业科技创新平台,加快种质基因资源发掘及信息库建设,制定品种交易管理办法,建立植物新品种权转让和交易平台。着力推动粮棉油生产大县建立新品种引进示范体系,抓好新品种展示示范工作。加强种子供应体系建设,支持地方和骨干企业优化良种繁育基地布局,加快改造一批种子生产加工中心。加强种子市场监管,组织开展“打假护权”专项行动。开展《种子法》修订调研,完善品种审定、种子标签等配套法规制度。启动种业人才培养计划。推进种子企业诚信建设,加强行业自律,打造企业品牌。

20.推广应用重大成果和关键技术。深入实施新修订的《农业技术推广法》,深化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继续实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财政补助项目和条件建设项目,强化条件、人才、机制支撑,建立补助经费与服务绩效挂钩的激励机制。支持农垦系统完善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着力抓好重大科研成果和关键技术推广应用,重点推广小麦“一喷三防”、水稻大棚育秧、玉米马铃薯地膜覆盖和抗旱“坐水种”、机插秧、水肥一体化、机械深松整地、秸秆还田、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测土配方施肥等关键技术,在蔬菜水果优势区推广绿色防控技术。大力推广超级稻,推动玉米优良品种、栽培技术、工程机械技术融合。

21.加大农业农村人才和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力度。深入实施现代农业人才支撑计划,强化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及其创新团队的管理。继续组织实施万名农业技术推广骨干培养计划,加快实施农技推广服务特设岗位计划,开展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和大学生村官示范培训。开展农村实用人才认定试点工作,探索建立认定工作体系。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程,重点加大专业大户、初高中毕业生、返乡创业农民工、退役军人的教育培养力度。大力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探索建立教育培养、认定管理、支持扶持衔接配套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体系。大力实施阳光工程,构建普及性培训、职业技能培训和农民学历教育培训三位一体的培训体系。建设合作社带头人人才库和培训基地,广泛开展合作社带头人、农民经纪人、经营管理人员和辅导员培训,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合作社工作。

六、大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提升农业物质装备水平

22.组织落实重大项目。继续推进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田间工程建设,加大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实施力度,推动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深入开展都市现代农业交流推进活动。争取启动建设国家级优势种子生产基地,认定一批国家级种子生产基地,加快新品种引进示范场建设,提高种养业良种工程和动植物保护工程建设质量。继续实施好农村沼气、保护性耕作、天然草原退牧还草等工程建设。加强新的重大工程谋划,推动编制实施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县乡农产品质量安全能力建设规划,启动实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基础设施、以船为家渔民上岸定居工程等专项规划。

23.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规范高效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争取实施深松整地、秸秆还田等关键环节作业补贴。推进农机以旧换新试点,着力优化农机装备结构布局,加强农机关键零部件和重点产品研发,加快推进薄弱环节机械化。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在农业生产中的主力军作用,推动双季稻地区机插秧和华北、黄淮海、东北地区玉米机收发展,加快推进主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和园艺作物、牧草、畜禽、水产等生产机械化。发展农机社会化服务,鼓励支持农机合作社、农机作业公司和农机大户增强作业服务能力。继续推进农机化示范区建设,促进农机农艺融合,扩大保护性耕作、精量播种、化肥深施、节水灌溉、高效植保等农机化新技术应用面积。强化农机试验鉴定和质量监管工作。

24.加快农垦现代农业建设。稳定农垦粮食和棉花种植面积,优化生产布局,提高单产水平。根据优势区域布局,因地制宜发展农垦现代种业和养殖业等高效特色产业,继续开展农垦现代化养殖场标准化提升活动。加强农垦物质装备建设,推进水稻、玉米、棉花、马铃薯和甘蔗生产全程机械化,开展农垦农机标准化示范场创建活动。加强热作标准化示范园建设,继续实施天然橡胶良种补贴、技术推广、病虫害监测与防控、种质资源保护等项目,组织开展天然橡胶非生产期抚管补贴试点。以100个全国农垦现代农业示范场为主体,深入开展农垦“现代农业示范提升活动”。继续组织实施好农垦危房改造和基础配套设施建设。

25.加快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加快落实好示范区“以奖代补”政策,推动涉农资金整合,加大对示范区倾斜支持力度。着力推进高标准农田、特色农业园、规模养殖场、加工物流园区建设,发展壮大主导产业,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组织认定第三批示范区,推进示范区加强产学研合作,创新农业融资服务体制机制,探索农业新型经营体系建设模式,推动试点示范区率先突破经营规模小、投入分散、金融服务滞后等制约瓶颈。举办示范区优质农产品展示展销暨投资贸易洽谈活动,开展示范区发展建设考核评价。

七、强化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推进农业信息化服务

26.加强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建设。依托各类农产品优势集中产区和生产基地,加快推进农产品产地市场建设,着力构建国家级产地市场、区域性产地市场和农村田头市场互相衔接补充、定位布局科学、运转高效流畅的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启动7个国家级大市场建设项目。按照市场化运作的原则,加快推进区域性批发市场建设。加强田头市场规划,积极争取政策支持,推动在村户间形成简易加工厂、田头集货场、村头批发场、农民交易地和价格采集场,不断提高农产品营销能力。

27.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以生产智能化、营销网络化、管理高效透明、服务便捷灵活为目标,通过政府统筹、规划引领、典型示范和资源共享,将农业信息化建设贯穿于现代农业发展的全过程。科学编制农业信息化建设规划,完善农业信息化标准框架,开展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价,创建一批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开展电子商务、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农业物联网等试验试点。研究探索农业信息化支持,加快转化金农工程一期成果,启动金农工程二期项目。加强以12316服务热线为纽带的“三农”信息服务平台体系建设,加大涉农信息资源整合力度,打造全国“三农”综合信息服务品牌。

28.促进农产品产销衔接。大力发展农产品现代流通方式和新型流通业态,积极发展农产品连锁经营和电子商务。加强农产品生产意向和市场信息的收集、分析、预测与发布,积极应对农产品滞销卖难问题,搞好应急促销;健全鲜活及小宗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机制,建立鲜活及小宗农产品信息发布平台,防止鲜活及小宗农产品市场剧烈波动、价格大起大落。继续推进农业品牌建设。统筹农业会展,培育品牌展会,改进办展方式,提高办展实效。

八、做好农业资源利用和生态保护工作,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

29.推进农村沼气能源开发利用。坚持农村沼气的民生工程和公益性定位,探索完善农村沼气建设、管理、运营、服务体制机制,逐步建立农村沼气产业化发展、市场化运营、科学化管理和社会化服务的新格局。完善沼气建设补贴和用气用肥补贴相结合的政策,加强中央与地方的协同配合,统筹安排、集中使用中央补助、地方配套资金,完善后续配套服务,着力提高沼气项目建设质量、沼气使用率和“三沼”利用率。因地制宜发展户用沼气,大力推进以村为单元的集中供气。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规模化沼气生产厂建设和运营,支持企业参与农村沼气的后续服务,发展壮大农村沼气产业。加大秸秆和牲畜粪便预处理、混合原料发酵、沼气提纯罐装、高效保温等技术研发投入,全面提升沼气技术装备水平。启动能源生态村建设试点示范。

30.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发展生态农业、循环农业,引导农民采用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实施农村清洁工程,推进人畜粪便、生活垃圾、污水等农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探索农村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的新型农村清洁模式,建设美丽乡村。实施全国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开展农产品产地重金属污染普查和监测预警,试点开展农产品产地重金属污染治理修复,启动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划分和分级管理制度建设。加强绿色农业生产,加大农业清洁生产示范,推广一批节肥、节药、节水、节能实用技术,大力发展节水农业,深入开展测土配方施肥普及行动,突出抓好畜禽养殖污染减排,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加强废旧农膜回收再利用,研究设立标准地膜推广技术补助专项,在重点地区开展地膜回收利用示范。深入开展农村生产生活节能,加快建设秸秆收集储运体系,开展省柴节煤炉灶炕升级换代,淘汰报废高耗能老旧农业机械,加快老旧渔船更新改造,加强乡镇企业能源消耗管理和节能设备更新改造。

31.加强农业资源保护。推行禁牧、休牧和划区轮牧,加快划定和加强保护基本草原,开展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督查,指导地方开展草原载畜量核定及草畜平衡管理,依法严厉打击各种破坏草原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推进草原生态修复和建设。完善休渔禁渔制度,合理确定养殖容量,扩大人工鱼礁建设和水生生物资源增殖放流规模,开展海洋牧场和保护区建设。加大农业野生植物资源保护力度,抢救性收集和保存珍稀、濒危农业野生植物资源,建立资源监测预警网络,加快基因鉴定评价等资源有序开发利用。加强外来物种管理制度建设,开展主要危险性外来入侵物种的调查、监测,提高外来物种入侵早期预警能力,开展全国外来入侵物种集中灭除工作。

九、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保持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32.提升农业经营效益。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提高农业生产专业化、集约化水平,推动适当扩大经营规模,保持农产品价格合理水平,促进优势农产品出口,增加农业经营收益。立足资源禀赋,进一步优化农业生产力布局,优化种养品种结构,推进一村一品强村富民工程,培育特色高效产业。搞好农产品营销促销,努力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成本,完善生产、加工、流通环节的利益分配机制,让农民从价格上升、加工销售和产品增值中得到更多实惠。

33.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抓住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四化同步”历史机遇,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乡镇企业、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壮大县域经济实力,增强吸纳农民工就业能力,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引导乡镇企业转型升级。逐步推动扩大农产品加工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行业范围,适当扩大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试点,支持产地发展农产品储藏、保鲜、干燥等初加工设施建设,加强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区建设。引导和扶持发展一批农产品加工领军企业,实施主食加工业提升行动,培育一批示范企业,促进主食加工业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加大休闲农业公共服务力度,启动休闲农业品牌培育试点工作,着力创建一批主导产业突出、环境友好、文化浓郁的休闲农业优势产业带和产业群。

34.提升农民就业创业能力。实施农民就业培训计划,培训一批文化素质高、创新意识强的农民,增强农民就业增收能力。推动加强农民工就业服务,促进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加强农民创业引导扶持,推广一批成熟的农民创业模式,树立一批基础设施条件好、服务功能完善的全国农民创业示范典型,推动落实国家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扶持农民创办小微企业,以创业带就业促增收。推动制定专门计划,对符合条件的中高等学校毕业生、退役军人、返乡农民工务农创业给予补助和贷款支持,推动构建创业扶持政策体系。

35.落实减负惠农增收政策。建立农民负担监管长效机制。深入开展农民负担综合治理和专项治理,延伸农民负担监管领域,开展减负惠农政策落实情况检查。加强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规范管理,健全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机制,完善奖补办法,加大奖补力度,促进村级公益事业健康发展,扩大集体收益分配,增加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加大扶贫开发工作力度,推进农业援疆援藏工作,促进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境地区和贫困地区农牧民持续增收。

十、加强农业系统自身建设,提升服务“三农”能力

36.推进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系统建设。努力在全系统上下形成勤于学习、善于思考、乐于实践的良好风气,继续开展农牧渔业大县局长轮训,不断提升农业系统干部的研究、创新、实干、协调能力。牢固树立服务为先的理念,坚持办实事制度,让农民群众得到更多实惠。深入研究农业农村经济重大问题,准确把握“三农”发展新趋势新任务,不断推动思想观念、发展理念、工作思路、工作手段和方式方法创新。

37.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继续开展“百乡万户调查”、青年干部“接地气、察民情”等深入基层实践锻炼活动,建立健全机关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基层联系点制度。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进一步改进文风会风,简化办事程序,减少“三公”经费支出。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提高廉政风险防范防控管理水平。弘扬北大荒、南沙和祁阳站“三种精神”,保持农业部门艰苦奋斗、敬业拼搏、崇尚实干的优良传统。

38.创新农业管理推动工作落实。坚持稳中求进抓落实、坚持不懈抓落实,将抓落实的要求贯穿于全年,贯穿于各项工作,不断改进落实政策的方法,健全落实政策的机制,创新落实政策的方式,加强绩效管理工作,确保各项决策部署不折不扣地落实,各项工作任务如期完成。继续推进绩效管理向地方延伸,强化部门联合与合作,创新内外协作机制,形成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强大合力。全面推进农业依法行政,提升农业综合执法规范化水平,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政务信息公开,强化重大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和农业安全生产工作,提升管理水平。加大农业部直属单位及农业系统基本建设力度,提高管理水平,增强服务“三农”的能力。



农业部

2013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