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检察官的机构属性
贺轶民
[内容提要] 机构属性是检察官的基本属性，人民检察院由若干名检察官组成。检察官是检察机关具体职能的承担者，检察机关的内设机构是从事同类检察事务的检察官的集合性组织。检察官的机构属性是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应当始终遵循的基本原则。
[关 键 词] 检察官 分类管理 机构
[目 录]
引言
一、机构属性是检察官的基本属性
二、检察官具有机构属性的原因
三、认识和确立检察官机构属性的现实意义
四、落实检察官机构属性的方法和途径
结论
引 言
通过比较研究中外检察机关的组成，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那就是与国外相比，我们对机构认识的习惯思维呈现出较大的差异，而恰恰是这种差异，严重地限制了我们对检察官的正确认知。一般我们似乎已经习惯地接受这样的命题，即检察机关由起诉部门、侦查监督部门、反贪污贿赂部门等组成，而很难接受“检察机关由若干检察官组成”这样的命题。原因在哪里？就在于我们没有正确认识检察官的机构属性，而仅仅将检察官看作是一个依附在某个组织机构上的人员，还局限在行政组织构架的思维模式上，认为一个机关首先要职能分解成一定数量的局、处、科，然后再由具体从事事务的工作人员充任其中，这似乎很顺理成章。而国外大多数国家并非只有这样单一的思维模式，如西班牙国《检察部组织章程》第17条规定：“最高法院检察机构（注：西班牙国采审检合署制）在国家总检察长的直接领导下，由一名副检察长和在编的若干检察官组成。”[1]日本国则规定得更为明确、直接，在该国，检察官是具有行使检察权权限的政府机关。[2]可见，对检察官机构属性的认识，并不依赖于对检察权的认识与界定，无论对检察权采行政权说还是司法权说，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检察官的机构属性是其区别于其他行政人员的重要工作属性。
一、机构属性是检察官的基本属性
（一）概念。检察官的机构属性是指检察官不仅仅是履行国家检察权的人员的抽象称谓，还兼有机构的一般性质。当这种属性反应较为激烈时，检察官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比如日本国等；当这种属性反应不太激烈时，检察官虽然没有在法律层面被确认为机构，但在实际运作当中具备了机构的一般性质如西班牙国等。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这样认为，检察官的机构属性包括两个层次的含义：第一层含义，检察官就是一个独立的机构，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的概念相比较弱。法律规定检察官独立履行国家检察权不受干涉，而不是检察机关独立履行检察权不受干涉。检察官的机构属性非常凸显，检察官作为一个独立机构还可以根据情况依法设立检察官办事处，采用这一模式的国家，其检察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检察官制度。在这层含义下，检察官具备完全的对外机构性质，享有法律机构的主体资格；第二层含义，检察机关的概念还很强，仍然是检察机关独立履行国家检察权不受干涉，而非检察官独立履行国家检察权不受干涉。但是检察官在实际运作当中是检察机关的内部机构。尽管检察机关是独立的法律机构，但检察官是具体承担检察机关职能的机构。在这层含义下，检察官不是完全意义的法律机构主体，但具有机构的一般属性，类似于内设机构的功能。采用这种模式的国家，其检察制度的内涵与外延都要远大于检察官制度。
（二）内容。无论是第一层次或第二层次含义下的检察官，检察官的机构属性都应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只不过在不同含义下，其某一部分的内容表现得较为突出或者不明显而已。
1、检察官为中心开展检察事务。不管检察机关的概念是强还是弱，强到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抽象为人格意义的机关；弱到仅仅是检察官办公的一个场所，只具有空间的物质意义。以检察官为中心开展检察事务是检察官具有机构属性的一个基本内容，检察机关内的其他工作人员都是围绕检察官的工作来具体实施某一项工作。检察官为中心，意味着检察官享有检察事务运作的最初发动权和最终决定权，否则就不是以检察官为中心，有可能沦为以行政级别为中心来处理检察事务。
2、检察官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不管是检察机关独立履行国家检察权还是检察官独立履行国家检察权，检察官独立承担案件办理的法律责任，这是检察官具有机构属性的一项重要内容。检察官如果不能独立承担案件办理的法律责任，则意味着检察官将会丧失其作为检察官应当享有的一些基本权利，法律责任的承担将会错位到由检察机关来承担，而检察机关是一个抽象的整体，它不是采用行政机关的简单的行政首长负责制来运作，这就势必造成“谁都负责、谁也不负责”的尴尬局面。
3、检察官是检察机关的基本工作单元。检察机关不是一般意义的行政机关，即使在采检察机关隶属于行政机关模式的国家（如韩国[3]），检察机关的基本工作单元也不是一般行政机构意义上局、处、科等类似部门，而是检察官。比如在韩国，“根据韩国法律，检察官通常作为一个独立的官厅（机构），具有独立的权限。即使没有上司的决定，检事仍然可以作出决断。”[4]由此可见，采检察权为行政权的国家，检察机关的运转模式也是有别于一般行政机关[5]。检察官是检察机关的基本工作单元，是检察官区别于其他行政人员的重要工作属性，也是其具有机构属性的关键所在。
4、检察机关的内设部门是从事同类检察事务的检察官的集合。检察官的机构属性的另一个重要内容还体现在检察机关的内设部门上，从事同类检察事务的检察官组合为一个部门，其目的是为了方便管理、提高工作效率，而不是为了分解检察机关的具体职能。如德国联邦总检察院内共设四个业务部门：法律审案件检察部、恐怖分子案件检察部、间谍案件检察部和全国犯罪案件统计中心。而我国检察机关内设部门是检察机关职能的逐一分解，这种行政化的机构设置模式，无疑忽视了检察官的机构属性，带来了一系列弊病。
二、检察官具有机构属性的原因
检察官之所以具有机构属性，主要存在以下三个原因：
（一）检察官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所决定的。检察官最早的雏形为国王代理人，后渐次演变为国王检察官[6]。随着公诉制的确立，开始逐渐形成现代的检察官制度。从根本上说，现代检察机关是近现代资产阶级人权运动的间接产物。从当今各国检察机关性质改革的动向来看，普遍倾向于检察官更多地体现了公益代表人的性质，对上命下从的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检察官担负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职责[7]。由此可见，检察官是由最初代表国王发展到现在代表国家来开展检察事务，无论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法律架构如何，检察官都是国家法律和社会公益的代表，就如同国家主席是国家的象征一样，检察官直接代表国家从事检察事务，其机构属性也就不言而喻了。一旦检察官缺乏机构属性，它就必然会成为行政权力的附庸，也就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检察官。我国现在的检察官制度最大的弊病就在于没有认识和确立检察官的机构属性，才导致检察官头衔泛滥、检察官必须挂上行政级别才能领取工资和享受待遇等非正常现象。
（二）检察行为特殊性的反映。无论将检察权界定为行政权还是司法权或其它权的国家，无论其政治制度和检察制度如何，承认检察行为的特殊性是普遍遵循的原则。比如美国，虽然实行三权分立，将检察权定位为从属于行政权，但是它仍然将检察行为和一般的行政行为相区别。美国的法律规定，美国50个州被分为95个联邦司法管辖区，每区设立一个联邦检察官办事处，由一名联邦检察官和若干名助理检察官组成。美国的州检察机构一般由州检察长和州检察官组成。[8]这表明，检察行为的特殊性必然要求检察官应当具备机构属性，它不能和行政首长负责制的行政机构等同。检察行为不具有可诉性，它是基于一种监督性而存在的，对于单一制国家的被监督机构和被监督人员来说，检察官是代表国家的一个机构，任何被监督机构和被监督人员都不可能高过于国家，这就是检察行为的特殊性。缺乏对这点的认识，就会陷入为追求监督的力度和效果而不断升级检察机构级别的逻辑怪圈，最终为寻求一时的监督效果而从根本上损害检察权的效力。
（三）检察官享有独立处断权的必然结果。无论是检察机关还是检察官独立履行国家检察权，都不会影响到检察机关是由检察官组成的这一基本原则。中国近代早期西风东渐时，中国当时的学者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指出“然检察官乃上下合体而组织之一个检察机关”[9]。由此可见，当时他们就意识到检察机关不是由行政机构意义上的局、处、科等组成，而是由一定数量的检察官组成。检察官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对案件的独立处断权，它不同于行政机关内设部门的工作人员，后者强调逐层逐级的行政审批方可作出，前者无需这样的层级手续，检察官手中就握有独立处断权，他是作为检察机关的机构做出的。检察官或者独立履行国家检察权，或者在检察机关独立履行国家检察权的条件下作为检察机关的组成机构享有一定检察事务的独立处断权。无论检察官或检察机关独立履行检察权，检察官都应当就独立处断的检察事务对外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之所以如此，在于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是行政机关的职能分解与具体承担部门，而检察机关的职能分解与具体承担部门不是检察机关的内设机构，而是检察官。也正因如此，检察官才应当享有一定检察事务的独立处断权，由此检察官的机构属性得以正确展开，检察事务的效率才得以充分体现检察工作的运转规律。否则，检察机关就会成为一个行政机关而无异，检察官也就会和一般行政人员等同。
三、认识和确立检察官机构属性的现实意义
认识和确立检察官的机构属性，是检察机关真正成为一个独立履行国家检察权的机关的关键，是检察工作脱离行政运转模式回归到检察运转模式的钥匙，是检察工作规律的核心所在。它至少具有以下的现实意义：
（一）理顺检察工作内部关系的需要
我国宪法第13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表明，我国是检察机关独立履行国家检察权，而非检察官独立履行检察权，但是不能因此就忽视检察官的机构属性。实践当中，当前我国检察机关的设置和一般行政机关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检察机关的具体职能首先分解到各个局、处、科，分别由各个局、处、科去承担完成，检察官和其它行政人员一样没什么本质的区别，都是这些局、处、科内部的一部分工作人员。因此，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就类似于行政机关承办行政业务个案的行政人员，需要履行层层报批手续最后才能做出决定。同时，由于检察官和其它一般行政人员无本质区别，也造成了检察官队伍数量庞大，反过来又影响到了检察官的形象。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统计[10]，2003年全国共有检察官（作者按：指符合《检察官法》关于检察官定义的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和助理检察员）142614人，占具有干部身份的全国检察人员总数195864人的72.8%。这如果放在检察官和一般行政人员无区别的视角下来看也就无甚不妥，但如果用检察官的机构属性去重新审视，就不难看出这样的检察官群体显然不符合设置检察官的基本原则。因此，要理顺这些内部关系，其关键就是要认识和确立检察官的机构属性，让检察官担负起在人民检察院独立履行国家检察权背景下的机构职能，抛弃行政机构模式下的局、处、科建制，树立和巩固人民检察院由检察官组成的思想。
（二）实现案件质量控制的出路
当前，如何实现检察案件质量的科学控制是一个不争的难题。问题常常指向检察官到底应当享有多少独立处断的权利，也就是说哪些事情检察官说了算，哪些事情检察官说了还不算。在这个问题下，人们自然会产生对检察官放权的犹豫和恐惧，放多了权担心检察官的素质不行容易出乱，放少了权检察工作的效率又出不来，这似乎陷入一个两难境地，于是大家便将目光过多地聚集在对检察官放权的深度上，深了不行、浅了也不是。如果认识和确立了检察官的机构属性，这个问题便找到了解决的出路。检察官为一个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必然要有纵向的案件程序控制，再加上横向的检察官资格入口控制，这便是构成检察案件质量的两道根本性调节杠。更进一步地说，检察官这个机构的办案程序将被分解成每一个细微步骤，每一步骤都用凝聚该步骤重要参数的表格形式来固定结果，质量控制部门只要根据表格的内容和走向情况就能判断和监控一个案件当前的办理情况。如果表格中的参数未缺失，表格流转及时，无法定的徇私情由出现，就不应当怀疑检察官的办案结果，也不应对此进行任何否定性评价（作者按：这也就是国外检察官基本不存在案件质量的原因）。正是从这点上说，案件办理的最终判断对象是一个机构的生产成果，而不是单一个人层面的内容。个人层面的内容应当解决在检察官入口适格的程序中，而不能带入到入口后的机构性案件办理程序中来。
（三）基层检察院建设的关键所在。
基层检察院承担了绝大部分检察案件的办理工作，但是由于东部、中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各地的检察案件办理数量差别很大。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数据统计[11]，对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广西、新疆6省（区）的165个县级检察院进行抽样调查，2001年至2003年该6省165个县级检察院年平均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5.86件、年平均审查批准（决定）逮捕115.4件、年平均审查起诉案件122.5件，这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相比有较大差距，而且这种差别在较短的时间内是很难改变的。另外，有的地方（如西藏）的基层检察院每年办理的刑事案件也就10来件。尽管如此，这些地方的检察院的机构设置由于采用行政机构的设置模式，该有的一个也不能少，导致检察人力资源的配置严重不合理。如果我们认识和确立了检察官的机构属性，检察官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一个检察官就是一个机构，那么这个问题就变得很简单，只要设置一个检察官办事处就可以解决。这样，检察人力资源的配置使用与控制调节相比较为容易，更能随时应对各地基层检察院案件办理数量的不平衡情况。同时，有的地方基层检察院办案经费紧张的现象也会一定程度有所缓解，以前一个检察院处理的事情，现在只要一个检察官办事处就可以完成。检察事务处理的效率提高了，检察官的工作积极性也得到了充分调动，地方的财政压力也减轻了。同时，也可以跳脱“一旦要加强某项工作就要提高工作机构的设置级别、增加机构人员数量”的思维误区，使得检察官真正回归到一个具有机构属性意义的检察官上来，对推动整个检察案件的办理模式也会起到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四）有利于从根本上强化法律监督职能
监督和被监督是一个政治意义上永恒的话题，如何更好地发挥监督的效能，关键在于要理顺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要得到充分发挥，就必须梳理清楚检察机关和接受检察机关监督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如果按照行政级别的模式去考虑监督，那么就容易出现下级监督上级无力的现象。行政架构的最核心原则是上命下从，纵向层级分明，不能越级办事。我国当前检察机关和其它行政机关彼此都是行政层级树上的不同分叉，检察机关也就自然难以摆脱行政模式的束缚。检察官首先要看行政级别，挂不上行政级别其它就都是空的，在这种背景下，检察官如何按照检察规律去办事便自然是一个大问题。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数据统计[12]，2003年全国所有具有干部身份的检察人员当中，行政级别在科级以下（含科级）的检察人员为175884人，占全国具有干部身份的检察人员总人数195864人的89.8%。也就是说，被打上行政模式烙印的检察人员绝大部分是科级以下国家干部，他们在检察队伍里奋斗一身的退休待遇也很难超过科级，由此产生监督乏力的问题也就在所难免。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没有认识和确立检察官的机构属性，如果检察官的机构属性得以落实，检察官代表的将是国家，它是行使国家检察权的一个机构，被监督者的级别再高也高不过国家利益。只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来设置检察官，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能才能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
（五）检察管理工作以人为本思想的体现
检察管理工作要以人为本，就要告别当下的以官为本。在当前的检察管理模式下，决定检察官工资待遇的是检察官的行政级别，这必然要引导检察官努力去提高自己的行政级别，检察官考虑问题的思路和角度首先也就会和行政模式自觉或不自觉地靠齐，工作时间越久的检察官其法律思维模式将可能越淡化。对一个案件来说，检察官优先考虑的将会是“我的领导会怎样看”，而不是我对案件的看法会是怎样。当层级汇报案件时，行政级别处于下一级的检察官便基本是沿袭行政级别处于上一级的检察官的思维模式，“师傅带徒弟”的手工作坊式检察工作模式由此产生。不可否认，这种模式在一定历史时期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但是也无须讳言，它必然以牺牲效率、违背检察工作规律为代价，从长远来看，会损害检察工作的科学发展，使得检察工作从属于行政模式而失去自身应有的价值定位。确立检察官的机构属性，就是要实现检察管理工作的以人为本，要充分尊重检察官的独立人格和工作成果，引导检察官朝着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方向前进，这必将带来整个检察队伍从观念到行为上的深刻变化，而最明显的变化将是管理模式的计划控制转为制度引导。
四、落实检察官机构属性的方法和途径
落实检察官的机构属性，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实现现有检察人员的分类管理，分类管理的整个过程要始终围绕检察官的机构属性来展开，才能最终构建布局合理、高效运转的检察官机构。
（一）实现检察人员的分类管理
我国当前符合检察官法定义的检察官队伍非常庞大，这是一支非基于机构属性认识而构建的检察官队伍，显然与具有机构属性意义的检察官有较大的距离。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包括对人的分类和对事的分类两个方面，原有的检察人员和他们共同所干的事组成了分类改革的分类对象。对人的分类就是要将现有的检察人员按照检察事务运转的客观规律划分为不同的类别与层级；对事分类就是要将检察机关当前承担的全部检察事务按照事务的本质属性与诉讼规律，划分为不同的事务群，这样一个事务群就是一个检察职位，一个检察职位就对应一类检察人员。实现分类后的检察官就具有鲜明的机构属性，人民检察院由若干检察官组成，从事同一类检察事务的检察官集合为一个群体组织，这个群体组织并非人民检察院的职能承担部门，真正的职能承担部门为检察官。
检察人员分类是建立在对检察事务分类的基础上的人员划分，是按照检察事务运作规律而进行的，不是想当然的随意而为。也就是说，要先完成对“事”（即当下所有的检察事务）的分类，才能依据这些事情的不同性质和运作特点，进一步从完成该事务所需人员的角度，按照事的类别凝聚出边缘清晰、内容完整的职位说明，从而建构科学的检察人员分类体系。当然，对事的划分也未必能穷尽现实的一切可能，而且也没有必要生成事无巨细的职位说明，那么对实践操作当中出现的未作事先说明的琐碎事项就需要依靠人员分类所确立的不同类别人员的工作原则、性质和特点来加以弥补，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检察人员分类是对事和对人分类的有机结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对事分类和对人分类所各自固有的缺陷。具体地说，应当围绕案件办理这个核心，先对原有检察人员所共同干的事进行梳理，检察长、副检察长、主诉、主办、主侦、检察员、助理检察员、书记员、法警对一个案件在检察阶段的所有工作，究竟各自承担什么具体内容，对这些内容再从总体上归为检察官、检察事务官、检察行政官三大类所干的事，也就是说原有相互交叉、职责不清的工作状况要因此而梳理清楚。然后根据检察官、检察事务官、检察行政官所应干的事来筛选和划分原有的检察人员，从而完成对检察人员的分类。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最终真正实现对检察官机构属性的完整塑造。
天津市民办教育促进条例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民办教育促进条例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二十五号
《天津市民办教育促进条例》已由天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11年1月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4月1日起施行。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1年1月6日
天津市民办教育促进条例
(2011年1月6日天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民办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维护民办学校及其举办者、教职工、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面向社会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是国家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
第四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坚持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的方针，将民办教育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计划，制定鼓励与扶持政策，加大对捐资举办的民办学校和出资人不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民办学校的支持力度，为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创造条件、提供服务。
第五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民办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组织有关部门研究、解决民办教育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第六条 市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市民办教育的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和宏观管理，负责民办高等教育的管理工作；区、县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民办教育工作，负责中等及中等以下民办学历教育、学前教育和有关教育培训机构的管理工作。
市和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在职权范围内，负责民办技工学校和职业资格、技术等级、劳动就业等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的管理工作。
市和区、县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分别负责有关民办教育的工作。
第七条 民办学校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贯彻国家教育方针，遵循教育、教学规律，规范办学，提高管理水平，保证教育教学质量，维护受教育者和教职工的合法权益，培养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类人才。
第二章 民办学校的设立、变更、终止
第八条 设立民办高等学校或者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审批，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设立中等及中等以下民办学历教育学校、学前教育机构和有关教育培训机构，由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并抄送市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设立民办技工学校和以职业技能为主的培训机构，由市和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在职权范围内按有关规定审批，并抄送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第九条 设立民办学校应当符合本市教育发展需求，具备教育法和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
民办学校的设置标准参照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设置标准执行；国家未有相关标准的，市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行政部门可以制定有关设置标准，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行。
第十条 审批机关应当公开民办学校的设立条件、设置标准、审批程序、审批期限以及需要提交有关资料的要求；对批准正式设立的民办学校应当颁发办学许可证，并向社会公示学校名称及其章程。
民办学校取得办学许可证后，应当依法办理相关登记。
第十一条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应当按照学校章程和有关审批文件履行出资义务；以货币作为办学出资的，应当有具备相应资格的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以土地使用权作为办学出资的，应当有合法的土地权属证明；以实物、知识产权或者其他无形资产作为办学出资的，应当有具备相应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
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以知识产权或者其他无形资产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其作为办学出资的数额，由该民办学校的各方举办者参照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并按照有关规定协商认定。
国家的资助、向学生收取的费用和民办学校的借款、接受的捐赠财产及以信托方式投入办学的资产，不属于学校举办者的出资。
第十二条 公办学校参与举办民办学校，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办学校参与举办民办学校取得的合理回报，应当用于公办学校的建设和发展。
第十三条 举办者退出办学时，可以依法转让其投入办学的资产。同等条件下，该民办学校的其他举办者有优先受让权。受让人承受转让人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受让人承受转让人的出资额计入受让人的出资额。
应举办者要求，经民办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以下简称决策机构)同意，可以依法调整举办者的出资比例。调整出资比例的方案应当报审批机关备案。
第十四条 由区、县审批机关批准设立的民办学校跨区、县变更办学场所，应当向新的办学场所所在地审批机关提出申请，符合条件的，审批机关应当依法办理审批手续；在审批机关管辖区域内变更或者增设办学场所的，应当向审批机关备案。
民办学校变更决策机构成员的，应当报审批机关备案；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第十五条 民办学校终止后，其中的捐赠财产或者信托财产，应当按照捐赠或者信托协议的约定，继续用于发展民办教育事业或者其他公益事业。
第三章 组织与活动
第十六条 民办学校依法设立决策机构，并依照法律、法规和学校章程的规定履行职责。未在民办学校从事教育、教学和管理服务工作的决策机构成员，不得在民办学校领取薪金。
第十七条 民办学校决策机构，经三分之二以上成员讨论通过，有权推选其负责人、解除其负责人职务，选聘、解聘其成员。
第十八条 民办学校参照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校长任职条件聘任校长。民办学校聘任的校长应当具有五年以上的教育、教学经验，年龄适当放宽，一般不超过七十周岁。
第十九条 民办学校的校长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聘任合同的规定，负责学校日常管理工作，有权提出职工工资、福利方案，编制经费预算、决算方案，报学校决策机构批准后执行；经决策机构授权，管理民办学校的财务和资产；向决策机构和审批机关报告教育、教学情况及其他重大事项。
第二十条 民办学校依法自主制定教职工的分配制度和福利待遇。
民办学校应当保障教职工取得合理报酬、享受规定的福利待遇、接受继续教育、申请科研课题等权益；按照规定为教职工缴纳失业、养老、医疗、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费用,办理住房公积金；有条件的民办学校可以依照有关规定为教职工办理补充养老保险和补充住房公积金。
第二十一条 民办学校自主聘任合格的教师、职员。民办学校聘任教师、职员，应当依法签订聘任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民办学校根据教育教学的客观需要，可以与所聘任的教师、职员在聘任合同中约定辞职和解聘的具体条件。
第二十二条 民办学校教师在教师资格认定、职称评定、业务培训、科研项目申报、评优评先、表彰奖励等方面，享有与公办学校的教师同等权利。
民办学校教师的职称评审，由区、县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在规定的职权范围内与公办学校同批次组织实施。
第二十三条 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之间、民办学校之间的教师流动，其工龄和教龄均应连续计算。
第二十四条 民办学校应当执行国家规定的会计制度，依法建立财务和资产管理制度，聘用具有从业资格的人员担任会计，对举办者投入的办学资产、国有资产、受赠的财产、收取的费用以及办学积累等分别核算、登记建账，并接受审批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的监督。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应当在银行开设民办学校独立账户，将投入办学的资产与举办者的其他财产相分离。民办学校存续期间，举办者不得抽逃出资，不得挪用办学经费。
第二十五条 民办学校依法享有法人财产权，对学校财产有权自主管理和使用，但不得擅自改变按照公益事业优惠政策所获得的土地和兴建的校舍、场地等的用途，不得用学校的资产从事与教育无关的活动，不得将办学资金借贷他人。
民办学校财产在运行中的增值部分属于学校资产。举办者可以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取得合理回报。举办者将依法取得的合理回报用于学校发展的，其数额应当计入举办者出资额。
第二十六条 实施高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技术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按照其培养目标、专业设置编制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组织教学,所设的专业、开设的课程、选用的教材应当报审批机关备案。
实施高级中等教育、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可以自主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但是，该民办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应当达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的课程标准，其所选用的教材应当依法审定。
实施学前教育的民办学校可以自主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但是，该民办学校不得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可以按照国家职业标准的要求开展培训活动。
第二十七条 民办学校应当建立风险防范和应急机制，完善教育教学、教师、学生学籍和学生档案、校园安全等管理制度。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八条 经批准设立的民办学校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刻制印章，并报登记机关和公安机关备案。
民办学校刻制外文印章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刻制的外文印章应当同时使用规范汉字。
第二十九条 民办学校发布招生简章和招生广告，应当在发布前将招生简章和招生广告的内容、发布形式和相关证明材料报审批机关备案。
民办学校发布的招生简章和广告内容必须客观、真实、准确，与备案内容一致，要载明学校名称、性质、培养目标、办学层次、专业设置、办学形式、办学场所、收取费用、证书发放等有关事项。
民办学校的收费项目、标准、依据等，应当在办学收费场所的明显位置予以公示。
民办学校不得委托中介机构或者个人进行招生活动。
第三十条 市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管机构按照专款专户、专款专存、专款专用的原则，对民办学校收取的学费实施监管。民办学校使用受监管的学费资金，应当向监管机构提出用款计划。用款计划经监管机构审核同意后，民办学校按照用款计划确定的用途、期限或者额度支取受监管的学费资金。
学费监管的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规定。
第三十一条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建立民办学校信用资源数据库，建立和完善民办学校的诚信档案制度，信用信息征集、评估体系和对不良行为信息的警示系统等，实施民办学校信用分类管理与监督。
前款规定的信息应当依照规定向社会公开，方便公众查询。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督导机构，应当对同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下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履行民办教育工作职责的情况和民办学校的办学情况进行督导，督导结果依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三条 市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向民办高等学校委派督导专员，依法对民办高等学校的办学方向和办学质量等情况进行监督、引导。
第五章 扶持与保障
第三十四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设立与本行政区域民办教育发展相适应的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用于下列事项：
(一)民办教育创业辅导和服务；
(二)资助民办学校的发展，鼓励民办学校教师的培养提高；
(三)奖励对民办教育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或者个人；
(四)支持建立民办教育信用担保体系；
(五)其他有关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事项。
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由财政部门负责管理，由教育行政部门或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报同级财政部门批准后使用。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对符合本市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办学质量高，信誉好，有发展潜力的民办学校，优先给予资助或者奖励。
第三十五条 新建、扩建民办学校,按照公益事业用地及建设的有关规定给予优惠。
捐资举办的民办学校和出资人不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民办学校所需土地，应当与公办学校享有同等待遇，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请划拨土地。
第三十六条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以不动产作为出资，因履行出资义务需要将有关不动产登记到民办学校名下的，只缴纳证照工本费和登记费。
第三十七条 捐资举办的民办学校和出资人不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民办学校,依法享受与公办学校同等的税收及其他优惠政策；出资人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民办学校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
第三十八条民办普通高等学历教育学校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直接用于科学研究或者教学的科研、教学用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与公办普通高等学历教育学校同等的税收优惠政策。
第三十九条市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制定民办学校享受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的具体实施办法，并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调整作出相应调整。
第四十条 民办学校用水、用电、用气、采暖、通信等公共服务价格，应当与公办学校执行统一标准。
第四十一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在国家和本市规定的收费项目、标准以外对民办学校增设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
民办学校对有关部门或者组织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及非法强制性检测、检查、培训等行为有权予以拒绝,并向有关部门举报。
第四十二条 本市重点引导、支持举办职业教育。在教育结构布局调整中，职业教育的增量部分优先安排民办教育。鼓励民办学校依法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和岗位培训。
第四十三条 民办学校有权依照审批机关的设立许可，自主确定招生规模、范围、标准和方式；国家对高等学历教育招生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四条民办学校受教育者在升学、就业、参加先进评选、乘坐交通工具、社会优待、医疗保险等方面，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受教育者同等的权利。
第四十五条 符合条件的民办高等学校可以依法申请相应的学位授予权和职称评定权，申请国家和本市设立的科研项目，享受引进高层次人才的优惠政策，依法获得学术刊物编辑出版的资格与权利。
第四十六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可以将公办学校终止后的设施、设备等国有资产依法出租、转让给民办学校使用。
第四十七条 鼓励企业捐资助学。企业依法向民办教育事业的捐赠，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准予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企业用税后利润在本市投资办学的，与其投资额相对应的企业所得税地方所得部分，由财政部门奖励给企业，全额用于办学。
第四十八条 民办学校可以以教育设施以外的财产为自身发展抵押贷款。
金融机构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民办学校发展提供低息或者贴息贷款，支持民办学校的建设和发展。
鼓励各种担保机构为民办学校提供信用担保。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九条 民办学校擅自将用于教育教学的场地、校舍改作他用的，由审批机关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审批机关吊销办学许可证，由登记管理部门撤销登记。
第五十条 民办学校虚假宣传，以误导、欺骗等方式招收学生，由审批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由登记管理部门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 民办学校的招生简章或者招生广告未向审批机关备案的，由审批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二条 对未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为教职工缴纳失业、养老、医疗、工伤、生育等相应的社会保险费用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第五十三条 审批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民办学校合法权益或者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追究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四条 本条例自2011年4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