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


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区公所开办的企业倒闭后能否由县政府承担连带责任问题的复函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87〕经复字第79号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并征询有关部门意见，现答复如下：
安徽省五河县城郊区公所是五河县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五河县城郊贸易公司因违法经营被撤销后，已由五河县政府有关单位组织专案组对该公司的财产和债权债务进行了清算和处理。因此可由五河县人民政府作为本案的被告参加诉讼。至于五河县人民政府是否承担连带责任，则要看五河县城郊区公所是城郊贸易公司的开办单位还是审核单位：如确是开办单位，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第六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如仅是审核单位且审核不当，则应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清理和整顿公司的通知》第三条规定承担经济、法律责任，如仅是审核单位或主管部门，且并无审核不当，则不承担经济责任。

附：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区公所开办的企业倒闭以后，能否由县政府作为被告”的请示报告

（1987年11月11日） 〔1987〕经复字第79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987年2月19日受理了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移送的南京市鼓楼区物资站（以下简称物资站）诉安徽省五河县城郊贸易公司（以下简称贸易公司）钢材购销合同纠纷案。该案因诉讼主体难以确定，办案受阻，特向你院请示。现将该案的基本案情和我院的意见报告如下：
1984年9月14日和9月24日，物资站与贸易公司在南京签订了两份钢材购销合同，由贸易公司供给物资站250吨钢材，总价款323000元。合同签订后，物资站按约于1984年9月15日、10月12日两次将全部货款汇给了贸易公司。贸易公司收款后根本无货供给，在物资站的追要下，后退回了10万元货款，余款223000元一直未退。物资站多次催款不成，于1986年11月22日诉至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鼓楼区法院在查明贸易公司已被撤销后，便依法将诉讼状送达给该公司的主管部门安徽省五河县城郊区公所，要求其依法应诉。城郊区公所于1986年12月19日以“原城郊贸易公司是以该公司负责人许林个人承包的独立核算单位，其债权债务应由该公司自己负责。该纠纷不属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管辖”为由拒绝应诉。鼓楼区法院经审查认为：对该案有管辖权，但鉴于本案诉讼标的额较大，案情复杂，于1987年2月19日将此案移送至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南京市中院立案后进行了审理。经查，贸易公司系五河县城郊区公所企业办事处在1983年办的集体性质的企业，1984年7月22日又将该企业与许林签订了承包协议。许林承包以后，由于该公司在经营活动中买空卖空、违法经营，公司承包人许林又在经营活动中犯有贪污罪行。1985年4月27日，县委常委在听取关于贸易公司的情况汇报后，决定成立由县公安局副局长王延寿、县检察院检察长胡开延、县工商局副局长欧佩录三人负责的“城郊区贸易公司专案组”。同一天，县公安局将许林收容审查（许林因贪污罪，于1986年被五河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4月30日，县工商局又依法吊销了该公司的营业执照，同时查封了该公司。专案组经过6个多月的内查外调，查明：贸易公司共有债权64万余元，债务81万余元，资不抵债。专案组追回了7万余元的债款以及贸易公司尚存的物资交给了区公所。此外，将贸易公司用物资站17万元货款买的4000吨煤交给了贸易公司的债权人五河县物资局。对其他外地债权人却未依法偿还。
鉴于贸易公司已经倒闭，南京市中院的承办人员先后5次去五河县找当地的有关领导，要求先确定本案的诉讼主体，即该案是区公所应诉还是由五河县人民政府应诉？但这一问题至今仍未解决。
区公所认为：它尽管是贸易公司的主办单位，但它本身是县政府的派出机构，在法律上不具备独立法人的资格，没有承担清偿债务的民事能力，且贸易公司倒闭后，其债权债务的清理工作均由县政府负责处理，区公所未介入清理，不能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应由县政府应诉。县政府则认为：区公所是贸易公司的主管部门，专案组追回的7万余元债款及贸易公司尚存的物资交给了区公所，理应由区公所作为被告参加诉讼。由于在诉讼主体问题上区公所和县政府互相推诿，致使这起纠纷案件至今无法审理。
根据上述情况，经我院审判委员会研究认为：贸易公司已经倒闭，五河县城郊区公所虽是该公司的主办单位，但它是县政府的派出机关，不具备独立法人的资格。因此，它不能作为本案的被告参加诉讼，五河县人民政府具有独立法人的资格，对其派出机关所进行的活动应承担责任。而且在贸易公司倒闭后，亦出面进行过清算处理。据此，五河县人民政府应当作为本案的被告，参加诉讼，负民事连带责任。
以上意见当否，请批复。


论物权变动中第三人利益保护制度之选择

叶知年 揭元源


[摘 要] 目前，学界对物权变动中第三人保护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对物权变动中第三人保护制度的构建问题存有争议。因此，从维护交易安全的角度出发，构建适当的制度以实现对第三人的保护是我国物权立法中的一个关键问题。采用善意取得制度、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在物权变动中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所起的作用各有其缺陷，而公示公信原则在保护第三人方面有其优点。我国的物权变动第三人利益保护制度应采用单一的形式主义公示公信原则。
[关键词] 物权变动 公示公信 第三人利益 保护
引言
物权变动问题，不仅对物权变动当事人的利益影响巨大，而且与第三人的利益息息相关。如何平衡物权变动当事人和第三人的利益冲突，并确保物权变动能够安全快捷地完成，是摆在物权立法中的现实问题。目前，学界对物权变动中第三人保护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对物权变动中第三人保护制度的构建问题存有争议。本文拟从物权变动中对第三人利益保护这个角度出发，通过对现有的善意取得制度、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和公示公信原则等几种物权变动中第三人利益保护制度进行分析检讨，谈谈对物权变动中第三人利益保护制度构建的粗浅看法。
一、 物权变动与第三人利益保护
（一）物权变动第三人的界定及其价值分析
物权变动，是指物权的发生、变更和消灭，亦称物权之得丧变更。 物权变动的种类繁多，法律行为、时效混同、先占、征收、强制执行、法院判决等均可引起物权变动。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交易更为频繁，物权经常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因此，物权变动制度作为物权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疑担负着确保财产在流转过程中形成良性循环与利用秩序的重任。
物权变动中的第三人，一般是指不参与当事人的法律关系，但是与当事人的法律关系的结果有密切利害关系的一切人。它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与物权出让人有法律关系的其他人，相对于物权受让人而言为第三人，如对出让物享有担保物权的人；二是与物权受让人有法律关系的其他人，相对于物权出让人而言是第三人，如受让人将受让物再转让于其他人，此其他人相对于出让人而言便为第三人。
物权变动与第三人的利益息息相关。这主要是由物权的绝对性、排他性特征决定的。与债权作为相对权，债之关系仅存在于当事人之间相比，物权是一种绝对权，可以对抗一切人，因而使得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成为物权法的基本制度。换言之，只有物权法才有必要和有能力规范这一问题。该制度的主要价值功能在于：
1、体现了一种更高层次的公平。第三人实质上乃是交易秩序的化身，社会整体的正常经济秩序就是由一个个第三人连接起来的，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实质上是对交易秩序的尊重和维护，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也有利于促进财产的顺畅流转，因此也体现了效率的价值。
2、增加出让人与受让人的谨慎注意义务。由于物权是绝对权，具有对世性与排他性，因而出让人在出让自己的财产时应尽最大化的谨慎与注意，受让人在受让财产时也应做到应有的注意，避免不利后果的出现，从这种意义上而言，也便于人们市场交易观念的培植。
3、适应了人的主体性的新要求。作为私法上的主体，人的主体性不仅表现为选择的自由和能力，而且表现为对于选择目标的觉醒和反思，以避免选择的恣意化和无力化，这种能使个人摆脱孤立和单调的主体性只有在共同营造未来的共同体中才能得到陶冶。对于出让人与受让人而言，应该做到不受到个别意志的诱惑，看清时间和地点及第三人，并能以遥远的隐患平衡当前利益的引诱。
（二）物权变动第三人利益保护制度的主要观点
就物权变动中第三人的利益保护问题，现主要有善意取得制度、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公示公信原则三种制度。理论界对这三种制度的选择可谓大相径庭，观点亦莫衷一是。
1、善意取得制度替代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主张该理论的学者认为，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之主要功能在于保护交易安全。在不承认善意取得制度的时代，此项理论确有必要，但对于善意取得设有明文规定的国家，足以维护交易安全，就此点而言，物权行为无因性之理论，可谓已失其存在之依据。
2、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为物权行为理论的核心内容。第三人作为物权取得人，其所取得的物权不受其前手交易的瑕疵的影响，直接受法律保护。无因性原则利用物权公示原则首先建立第三人保护的客观标准，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符合物权公示原则的权利正确性推定规则，然后根据这一规则来确定第三人的善意与否，并提供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
3、公示公信原则替代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主张该理论的学者认为，抽象物权行为理论是以区分物权变动当事人内部的物权与债权关系，进而排除债权关系对物权关系的影响来保护第三人的利益，而公示公信原则却从物权变动当事人外部入手，直接保护第三人对公示的信赖利益，并不改变物权变动当事人内部法律关系的性质，因而更具有合理性。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应以公示公信原则为基本原则构建物权变动理论，扬弃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　
4、其它观点。大致是：（1）不采纳物权行为理论，但应当区分善意取得与公示公信原则的适用范围； （2）以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为基础，以公示公信制度为原则，以善意取得为补充构建我国物权变动第三人保护制度； （3）以物权行为无因性为原则，以善意取得为补充的模式。
综上所述，理论界的观点大都是在善意取得制度、物权行为无因性及公示公信原则三者间选一或选二、三者结合、相互替代等观点中选择。
二、物权法草案中第三人利益保护制度的选择之检讨
（一）物权法草案中第三人利益保护制度的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以下简称《物权法草案》）第111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但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即时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在受让时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二）以合理的价格有偿转让；（三）转让的财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四） 转让合同有效。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 很明显，《物权法草案》在保护第三人利益制度上选择了善意取得制度。
（二）善意取得制度的检讨
1、善意取得制度的历史发展和实践情况
善意取得，也称即时取得，是指动产让与人纵无让与的权利，以所有权之转移或其他物权之设定为目的，善意受让该动产之占有者，取得其所有权或其他权利。 这一制度是以日耳曼法的“以手护手”原则为契机发展起来的。《德国民法典》完全继承了日耳曼法的立法传统，在法典中明确承认了善意取得制度，即善意第三人可以取得受让物的所有权，对善意人的判断要考虑第三人是否是明知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道前手无处分权。《德国民法典》的规定真正是将善意取得作为动产物权变动的一种方式而得以建立。法国与德国同属大陆法系国家，保有共同的私法传统，然而他们在善意取得制度上却不尽相同。法国民法认为善意取得制度只是瞬间的取得时效，只是取得时效的一种特殊方式。日本民法亦有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相关规定，第192条规定：“通过交易行为平稳而公然开始占有动产的人，在善意且无过失时，即时取得可在该动产上行使的权利。”
对我国现行法中是否存在善意取得制度问题，理论界和实务部门的看法并不一致。笔者认为，从现行立法、司法实践，还有物权法草案来看，我国是承认善意取得制度的。但是由于法律规定的散乱、不完善及善意取得制度本身的缺陷，导致了司法操作实践的混乱。
2、善意取得制度之评判
善意取得制度之所以被广泛接受，主要原因如下：
（1）符合大众朴素的法律情感推崇了扬善抑恶的法律精神。善意取得制度撇开对物权变动当事人内部关系的抽象分析，立足于对第三人信赖利益的考查，阻却了原权利人利益的行使，从而达到保护第三人的利益的目的，体现了较高的社会价值。　　
（2）善意取得制度兼顾了物权变动中原物权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平衡，有利于创立安全的交易秩序并维护交易公正。第三人是否善意作为适用该制度的条件，在肯定第三人信赖利益的同时，有对原权利人相对于恶意第三人的优先权给予保护，有效的兼顾了交易活动的动态与静态安全。
然而，有阳光的地方就会有阴影。尽管善意取得制度在理论上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在实务操作中却漏洞百出：
（1）善意取得制度只适用于动产物权变动中的第三人利益保护。对物权法而言，不动产物权才是物权制度的重点与核心，因此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范围十分局限，在实践中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善意取得制度判断第三人主观上是善意或是恶意的客观标准难以确立。这也是善意取得制度以第三人主观善意为标准的致命缺陷。尽管以此作为善意取得制度的标准符合人们的法律情感，在理论上也无懈可击，但在司法实务中却使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或第三人难以举证，其对第三人的保护可谓捉襟见肘。
我国正值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时期，我国物权法的制定必定要以促进市场繁荣，侧重交易效率与动态安全，兼顾静态安全为宗旨。笔者认为，物权变动中第三人利益保护制度的选择不能再拘泥于善意取得制度。诚然，善意取得制度的提出，克服了罗马法和日耳曼法的绝对性，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在历史上其影响久远。但是其在法理上和实践上的缺陷已日益明显，我国物权立法对于善意取得的地位应该重新给予评价。
三、公示公信原则之评析
（一）公示的方法
物权变动须以一定的公示方法表现其变动才能发生法律效果。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是物权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其意义在于：1、物权是对世权，物权变动所涉范围广泛，不公示不足以明确物权的归属，不利于保护权利人。2、物权变动直接关系财产的归属和利用，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直接作用，不公示不足以确保商品经济的安全有效。
现在各国就不动产、动产分别以登记及交付（占有）为其公示方法。此公示方法，依其与物权变动之效力如何结合，其在立法主义上亦有不同。 大陆法系现代民事立法在物权变动及其公示方法上已形成三种局面：即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物权形式主义之公示成立要件主义；以法国、日本为代表的债权合意主义（意思主义）之公示对抗要件主义；以奥地利、瑞士为代表的债权形式主义之折衷主义。
上述三种物权变动与公示模式中，以德国为代表的物权形式主义反映了国家干预的思想与法律传统。没有公示就没有物权变动，公示是对物权变动的必然要求。物权法的公示原则使物权变动过程公开化、确定化，使物权变动通过一定的客观物态形式出现为公众所知。公示对于处于交易之外的第三人提供了“消极的依赖利益”，即“只要没有公示就没有物权变动”，以公示确定权利的性质与归属，以定纷止争，维护交易安全。
以法国为代表的债权合意主义反映了财产自由主义的思想和法律传统，在意思主义立法下，未经公示即可产生物权变动，仅仅依靠善意取得制度根本不足以充分维护第三人的利益和建立安全的交易秩序。坚持意思主义的国家似乎对于这一事关第三人利益保护的问题有所认识，所以，在坚持物权变动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基础的前提下，特设有关于公示之规定并赋予其对抗效力。但是由于没有充分认识物权与债权的本质差异、理论前提和逻辑起点的错误，这必然导致法律体系内部功能的紊乱和不协调，最终势必对第三人的利益疏于保护。（1）它无法在立法上有效地遏制出卖人一物多卖的危险。（2）它认可了买受人在登记变更或移转占有之前再次将标的物进行转让的合法性。买受人虽未取得占有或变更登记，但其已是合法的所有人，其再次将标的物转让显属所有权处分。（3）第三人对物权的权利状态无从知悉，法律又没有为第三人提供统一、法定、确定的有关物权变动的信息来源，第三人难免遭受不测之风险。（4）一旦发生出卖人一物多卖的情形，或者买受人在取得占有或办理移转登记手续之前再次将标的物转让的情形，则若干个当事人都成为同一标的物的合法所有人并互为第三人，尽管可以依靠公示的对抗效力对已取得占有或已办理登记手续的善意第三人予以保护，但其他善意第三人，根本无法取得所有权，只能依据债权合意彼此追究违约责任，结果必然导致纠纷丛生，影响物权交易的正常秩序。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不经公示即可发生物权变动的意思主义的立法模式，不仅在理论上是矛盾的，而且在实践中对第三人保护是不利的。
以奥地利、瑞士为代表的债权形式主义则兼采取了法国债权意思主义的简洁和德国形式的明晰。但在物权变动种保护第三人利益方面则偏向于形式主义，即强调物权变动，除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外，必须进行公示，有利于维护交易秩序和保障交易安全。
物权是一种支配权、绝对权和对世权，具有排他性，其变动产生排他的效果，若无从查悉其变动的表征，则难免不会导致第三人利益的侵害。法律应明确规定变动须经一定的方法使公众知悉，相比之下形式主义公示公信原则显然符合这一要求，突出了公示在物权变动中的要件作用，从而起到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和维护交易安全的作用。所以下文所述的公示公信原则意指形式主义公示公信原则。
（二）公示的公信力
公示的公信力，是指依公示方法所表现的物权纵使不存在或内容有异，但对于因信赖此项公示方法所表现的物权而为物权交易的人，法律仍以承认其具有与真实物权存在相同法律效果作为保护的原则。公示方法有保护从事交易的第三人的法律效果即为公信力。
公示公信力以权利的正确性推定为逻辑起点。对于不动产登记，只要登记存在，法律就推定与登记内容相应的实体法律关系存在。动产的占有或交付同样具有权利的推定力。公示的公信力重在保护第三人，真正的权利人即使能够举出确凿的证据证明公示瑕疵确实存在，而且自己对于公示的瑕疵并无过错，对公示的公信力仍不产生影响，第三人仍可以公示的正确性推定和自己对于公示的瑕疵不知情而获得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