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共同从事某一类工作的一群人称为一个职业，要满足四个衡量标准：一是从事这项工作的能力通过长期的专门训练才能获得；二是这些人所从事的工作或者提供的服务非其他人所能提供，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唯一性；三是职业判断的心证过程完全自主，不受干预，不被取代；四是这些人的职业能力、职业业绩、工作评价、管理惩戒等，依赖于群体内的同行自律性管理。符合这四个条件的领域便可以成为一个职业，而一个职业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在这个小独立王国里，职业人士们使用着外界不使用甚至外界听不太懂的语言，遵行着比外界更高、更严的行为标准规则。自然而然地，一道风雨不透、坚实的职业围墙逐步建造起来。

法律职业，包括律师、检察官和法官在内，就是这样一个职业层次上的独立王国。法律职业的历史发展验证了它所具备的那四个条件，国内外的法律职业实践也证明了法律职业在法治进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与不具有公职身份的律师相比，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检察官、法官除了具备法律职业的一般特点外，又增添了“公共权力职业”的特别要求。因此，关于国家公职人员的一般纪律规范、职业道德对检察官法官也有约束作用。

墙内墙外的素质差别

在法律职业王国围墙内，法律人的素质称为职业素质，而围墙外的素质称为一般素质。本文无意详述两类素质的详细构成，而只是列举几组经常谈到的事例来说明这种差别。

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有时会遇到个别当事人任意挥洒个性甚至冒犯法庭、冒犯法官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对手可能会火冒三丈、反唇相讥了，但法官必须具备超乎寻常的耐性、克制和包容，同时又体现出维护法律尊严的果断，制止当事人的不当言行，引导当事人实现诉讼程序的目的。

当某一起案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时，很多人会依据自己的价值取向、社会舆论、群体情绪或者政治观点对法律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甚至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激扬。而作为职业人的法官必须将社会上的这些观点放到“法律过滤器”中加以过滤。只有那些有法律依据、符合法律精神的观点才能进入法官的视野。即使法官个人与民众有类似的感受，甚至内心也同意民众的普遍观点，但法官仍然需要将这些观点经过过滤之后，再放入法律的“模具”中，制成有法律依据、符合法律规格的法律产品，拿出来交给法律同行评判。否则，法官的观念可能会直接赢得民众的欢呼，但可能会被同行笑话，而最终会反过来殃及民众的根本利益。民众的长远、根本利益早已通过民主程序吸纳进了立法之中，而民众一时一事的情绪和舆论不能作为法律职业人作出职业判断的直接依据。何况法官是国家公职人员，更有责任实现和维护体现在法律之中的民众的根本利益。

因此，法律职业的行为标准有时看起来不太近乎民意、近乎人情，但实际上它是一种更高的职业标准遵从民意、体恤民情。我们应当努力登上这个台阶来看待法律职业人的行为，而不要把职业标准降低到普通标准。否则，我们就是在平夷、拆除法律职业王国的围墙，削弱法律职业的作用。

法律职业管理的特别方式

在法律职业的四个基本特征之下，法律职业的管理方式也体现出特别之处。这里并不想列举具体的特别管理方式，而仅对一些问题略加提示。

职业管理的禁区。通常说来，法官作出职业判断的心证过程是无法“管理”的，因为对这一过程的管理会使法律职业失去其基本特征，最终将导致职业作用的消灭。我们可以通过层级机制、选择机制等以一种职业判断取代另一种职业判断，但不能以一种作出判断的心证过程取代另一种心证过程。心证过程自身的性质决定了它的不可取代性，所以法律职业管理自然就把心证过程作为不可触碰的禁区了。

职业管理的威力。在职业管理中，将某人逐出职业王国（取消资格），相当于大王国里的死刑判决。对职业人士的制裁，其核心目的是对其职业地位产生影响。实际上这也是职业管理威力的集中体现。因此，即使是对某职业人士的公开训诫，也可以相当于在大王国中若干年监禁的威力。职业管理中看似微不足道的一次很轻的惩戒，实际上在职业王国里对该人来讲可能就是一次影响重大的惩罚。

避免其他管理方式带来的职业灾难。国内外实践的经验教训表明，职业管理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不正确的管理方式会混淆法律职业与其他领域的界限，直接导致法治力量的削弱甚至消灭，影响民主建设，引发法治危机。究其原因，一是行政式管理的高效率的诱惑；二是管理权力固有的优势；三是对职业特征的无知和拒绝。而且，很多危机的出现源自第三种原因。由于个别管理者未能深刻认识和真正接受法律职业的四个本质特征，最终难以实现努力的目标，有时甚至是背道而驰了。当前，这已成为司法改革的最大障碍之一。

职业王国围墙的未来

法律职业加固王国围墙的努力值得肯定，但对加固围墙的认识也应与时俱进。高大坚固未必真正结实，风雨不透也未必能够持久。形式坚固也不能完全排除内里空虚，闭关自守最终会导致生命力丧失。要想获得民众的理解并认可，法律职业或许应当考虑增加围墙的能透性，多建一些?望孔、通气窗，甚至将围墙改造为铁栅栏墙、景观树墙，这样会增加法律职业的透明度、亲和力。关于司法工作大众化要求的本质也在于此。

随着司法民主水平的提高和对法律职业认识的发展，法律职业王国的“拆除围墙”运动也在酝酿之中。司法为民，司法便民，接近司法……无不预示着某种发展趁势。“拆除围墙”未必会毁掉法律职业王国。恰恰相反，如果我们的理念能够跟得上的话，拆除了法律王国的围墙并不是将王国夷为平地，而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应当是一片稳固、平坦的高地，一片承载法治理念、法治制度、法治技能的法治沃土。这片高地不但不会消除法律职业的本质特征，反而会以其给人民带来的更多的法律福祉赢得人民的更大的信任，获得更大的权威。

面对这样的高地而不是灰色的围墙，人民更相信法律会保护自己，知道法律人凭借地位之高而非围墙之高能提供更好的法律服务，人民当然有了更高的安全感。人民对这片“法律高地”仰之弥高，而这种尊敬和信任又成为法律职业发挥作用的力量源泉，成为实现法治的精神基础。

（作者单位：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
“公共秩序”的界定
赵华栋
【作者简介】
赵华栋，山西民权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学硕士。联系电话：13834136500 ，E-mail：btbuzhd@163.com。

【内容提要】 本文期望在对公共秩序保留制度论述的基础上，提出 “公共秩序”界定中的一些思路，以期有利于该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 公共秩序保留 公共秩序 界定

【正文】

所谓“公共秩序保留”，是指一国法院依据冲突规范本应适用外国法时,因其适用会与法院地的公共秩序相抵触而排除其适用的一种制度。“公共秩序保留”（reservation of public order）是我国法律上的称谓，在法国习惯称为“公共秩序”(public order),在德国称为“保留条款”（vorbehaltsklausel）,而英美法国家则惯用“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公共秩序保留”作为排除外国法适用的一种手段或制度，其产生可以追溯到意大利法则区别说时代, 经胡伯、孟西尼等国际私法学者的发展渐趋完善。1904年的《法国民法典》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该项制度。公共秩序保留已成为国际私法中一个公认的普遍原则。
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在国际私法实践中已经发挥了并必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法律文化背景，到底什么样的外国法需要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排除其在自己国家适用，各国就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其直接后果就是扩大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若该权利被滥用，则会大大降低国际私法在协调各国法律冲突中的价值，妨碍国际民商事交往的稳定和安全，有悖于当今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因此，公共秩序保留制度适用的是否恰当，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
恰当适用这一制度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对“公共秩序保留”这一术语中“公共秩序”有一个相对明确的认识和界定，进而防止滥用，防止各国将各种任意的排除外国法的适用堂而皇之地冠以“公共秩序”的名义。但一个难题马上出现，那就是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特性决定了“公共秩序”是一个弹性的、不断变化的概念，从来没有学者对此做过成功的界定。但为使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在实践中有效运行，避免公共秩序保留被滥用，笔者认为仍有必要对“公共秩序”做一个简单的定性。

一、各国立法关于“公共秩序“的表述
对这个很重要的措词如何理解，各国立法有着不同的表述。
普通法系国家常用的是“公共政策”、“特殊政策”或“法律秩序”，大陆法系国家则分别用“善良风俗”、“法律之目的”或“法律之基本原则”、“虽属与国家社会有重大关系之情事”，在我国的立法中,曾经表述为“社会治安”、“社会公德”、“社会秩序”、“优良风俗习惯”、“国家社会利益”、“法律的基本准则”。1982 年中国《宪法》、1986 年中国《民法通则》和1991 年中国《民事诉讼法》分别规定为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
公共秩序或公共政策条款在民法典、国际私法立法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存在。例如，1991年《加拿大魁北克民法典》第3081条，1992年《罗马尼亚国际私法》第8条，1995年《意大利国际私法制度改革法》第16条，1996年《列支敦士登国际私法》第6条，1998年《突尼斯国际私法典》第36条，1998年《委内瑞拉国际私法》第8条，1999年《白俄罗斯民法典》第1099条，等等。
许多国际私法公约也有公共秩序的规定。例如，1928年《布斯塔曼特法典》第8条，1979年美洲国家间《关于国际私法通则的公约》第5条，1973年《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第10条，1980年《国际货物销售合同法律适用公约》第18条，1988年《死亡人遗产继承法律适用公约》第18条，2000年《关于成年人保护的公约》第21条，2002年《关于中介人持有证券的某些权利的法律适用公约》第11条，等等。
我国对公共秩序保留一向持肯定态度。早在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在《关于中国人与外侨、外侨与外侨婚姻问题的意见》中就有了公共秩序保留的规定。1954年宪法也提到了"公共利益"的概念。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第204条和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268条都就公共秩序保留作了规定。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第一次全面规定了公共秩序保留制度，该法第150条规定：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的，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这一规定表明：（1）我国采取了直接限制的立法方式，适用起来比较灵活。（2）对于确定违反公共秩序的标准，我国采取了"结果说"。（3）我国的公共秩序保留条款不仅指向外国法律，还指向国际惯例，这是我国所特有的。

二、中外学者关于“公共秩序“的表述
中外学者在理论上对此问题也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观点。
1、戚希尔认为，“公共秩序”指英国的"特殊政策"，具体包括：（1）与英国基本的公平正义观念不相容；（2）与英国的道德观念相抵触；（3）损害了英联邦及其友好国家的利益；（4）外国法侵犯了英国关于人的行为自由的观念。
2、戴赛认为“公共秩序”指三种依外国法取得的权利，即：（1）与英国成文法相抵触的权利；（2）与英国法律政策相抵触的权利；（3）与英国主权利益相抵触的权利。
3、库恩认为“公共秩序”指下列4种场合：（1）违背文明国家的道德；（2）违反法院地的禁止性规定；（3）违反法院地的重要政策；（4）外国法中的禁止性规定未获法院地的确认。
4、J.H.C 莫里斯在其主编的《戴西和莫里斯论冲突法》将“公共秩序”界定为“基本公共政策”。
5、在李双元、金彭年、张茂、李志勇编著的《中国国际私法通论》中，将“公共秩序”界定为“法院国的重大利益、基本政策、道德的基本观念，或法律的基本原则”。
6、在宋立红、李　鹏的《论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则认为，公共秩序概念虽然随着时间和地点的移转而变化,但可称其为一国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以及基本道德规范和善良风俗的总称。

三、笔者关于“公共秩序“的一些看法
鉴于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道德观念和传统习惯的不同，对公共秩序的具体含义，很难取得一致的理解。英美国家许多学者也认为：“什么是公共秩序，……是模糊最不确定的问题之一，一般无法给它作出一个定义。”但是，笔者在充分了解各种学术观点的基础上试图提出关于“公共秩序”界定中的几个基本点：
1、“公共秩序”是一个弹性的、不断变化的概念，在对其的界定中必须坚持与时俱进，既必须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认识，必须和社会实际相结合。法国学者尼波埃（Niboyet）对此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公共秩序应以时间和地点为转移，今天是公共秩序的东西，可能经过若干年将不是公共秩序。”
2、我们不要乞求在“公共秩序”的界定中各国都达成一致，即在国际上对公共秩序的范围及其具体内容做出统一的规定和具体的解释。保留各国在适用公共秩序时享有的自由裁量权，尽管在客观上为各国滥用公共秩序提供了一定的便利，但是，我们可以在国际私法的立法和实践中，要求各国在何种情况下采用公共秩序保留拒绝适用外国法，在其法律中做出明确的规定，并从严规定和适用公共秩序。
3、“公共秩序”一般应包括一国的重大利益、基本政策、道德的基本观念，或法律的基本原则，也即现在相对通行的观点。


综上所述，为了使公共秩序保留制度能够更好地发挥制度价值，必须予以必要的限制，首先应对“公共秩序”进行必要的界定，但这一界定是很有挑战性的。


【主要参考资料】
1、张仲伯、赵相林，《国际私法学》（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修订第1版
2、张潇剑，《国际私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中国国际私法协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4、韩德培，《国际私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黄进，《国际私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