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加入WTO后中国经济法功能的再认识
＿＿兼论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关系

王继军＊ 张 钧＊＊

内容提要 文章认为经济法的独特功能，将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更好地体现出来。在WTO规则下的更加完善的市场体系中，民商法是基础，经济法是保障。经济法之功能就在于对社会经济关系进行综合系统调整；对社会经济发展施加直接、导向性影响；最有效实现经济效益；最充分体现社会公平。
关键词 WTO 经济法 功能 综合系统调整 直接导向影响 实现经济效益 体现社会公平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法学界在经济法与民商法的调整对象、价值取向、功能作用①及相互关系等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和争论从未间断过，可以说是成果颇丰，但其中一些问题至今尚无定论。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学者们大都是沿建国50年以来我国自身的发展历程，着眼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并以之为背景而进行的。如今，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成定局，问题的焦点已不再是我国自身经济体制的转型与发展，而是如何将我国融入WTO这样一个真正的、完全意义上的市场运作机制之中②。因而我们不仅要探寻自身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更要分析世贸组织所确立的规则，亦即世界其他国家业已形成的一般规律，以WTO所确立的全球通行的交易规则为背景对经济法和民（商）法的一些基础理论问题做出重新认识。本文拟就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经济法的功能问题，谈些许思考。


引论：
考察经济法的起源与发展，我们不难发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克服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调节的盲目性与滞后性，排除市场竞争障碍（垄断、限制竞争与不正当竞争行为等），制定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其功能就是对付社会经济发展中因市场失灵引发的经济危机。所以有学者分析指出当时的经济法就是“危机对策法”。而在东方，“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直接刺激了社会主义经济法的出现”①。那时的经济法，功能也比较单一，即作为国家推行经济政策、实现经济计划的手段。在改革开放前的我国，经济法实质上“已经成为国家行政权力命令的翻板”②。当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与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经济法被赋予了新的活力，它具有其他部门法所无法替代的独特功能，因而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起来。当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进入攻坚阶段，当我们面临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而思考我国经济法体系构建，当我们最终选择“入世”并准备面对WTO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时，我们就不得不重新审视经济法在人们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独特功能了。这不但有助于经济法自身基础理论的完善，而且能够重新明确“入世”以后我国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分工及其相互关系。

本论：
世界贸易组织（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WTO”） 由三个总协定（货物贸易总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总协定）及下属附件和许多专门协定构成。WTO及其法律体系的宗旨，是逐步减少和消除成员方政府以关税、数量限制、管制立法和其他国内立法与行政措施设置的国际贸易壁垒，以及其他对国际自由贸易平等竞争的扭曲行为；通过多边贸易谈判达成协定，规定所有成员可以接受的贸易自由化程度和所允许的国内贸易保护措施，逐步推进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①。其主要职能有三：解决国际贸易争端、制定和实施多边贸易规则以及组织多边谈判。其主要原则也有三：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和透明度原则。世贸组织的所有成员方和申请加入方最重要的义务承诺，就是接受世贸组织规范对国内政府贸易管理活动的约束，接受世贸组织通过争端解决机制、贸易政策审查机制和透明度制度对国内贸易行政活动的监督。
通过上述世贸组织的基本情况，我们不难看出WTO规则是以民商法为根据确立的，其核心就是推进自由贸易、使各成员在此过程中谋求各自的发展。然而，WTO的实践也不断提醒我们，仅有民商法规制是不够的，纯粹的贸易自由，必然导致垄断、倾销等诸多妨害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不合理现象产生。因而在WTO达成协定的同时，各国都会或多或少做些保留条款，并且一定限度之内的贸易壁垒也被视为是可以接受的。这实质就是经济法手段的运用。以民法为基础、经济法为保障来发展经济的模式，已为世界多数国家的发展所证明。因而，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也应在依靠民商法作基础性调整的同时，辅以经济法的保障。让经济法扫除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障碍，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并进行宏观调控，将一个没有“瑕疵”的市场还原给民法去调整，成为民法调整经济关系的“环境法”。
加入世贸组织，将使我国面对一个完全的、绝对的市场运作体系，经济法在其中所特有的功能将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对社会经济关系进行综合系统调整之功能
经济法能够以全局观念，对社会经济关系进行综合系统调整，并实现“微观规制”与“宏观调控”两种手段的有机结合。
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是社会分工细化与社会协作强化的对立统一。随着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社会经济关系必然同时朝着分化和综合两个方向不断跟进。这就要求法律对各类具体的经济关系既能区别对待，进行分别调整；又能一视同仁，进行综合系统的调整。传统法律部门对经济关系的调整正是按分类调整和分段调整进行的，但彼此间缺乏应有的连贯性和协调性。这就需要运用具有综合系统调控功能的经济法，综合协调国家、市场、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建立市场规制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模式。
以民法为核心的传统法律部门只能在微观领域对社会经济做有限的调整，自身的修正并不能完全消除其局限性。自由商品经济市场自我调节的盲目性导致垄断的产生，使得社会经济运行秩序紊乱、经济结构呈不平衡状态。而从个人立场出发的民法，只能从微观领域对此作些修补，无法解决社会经济的整体运行和总体结构问题，无法从全局进行调节。
以全局观念综合调整是经济法特有的功能。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关系复杂多样，相互联结、相互渗透、综合发展的趋势日益加强。经济法正反映了经济关系分化与综合两个方向发展要求，实现了微观规制与宏观调控手段的有机结合。一方面通过众多的具体的部门经济法分别调整各类经济关系，另一方面又从总体上对各种具体经济关系进行全面综合调整。1、在微观规制方面，经济法运用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责任法等法律对社会经济进行个别调整，干预私人经济，保护市场中的弱者，减少资源浪费，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例如，反垄断法的适用，可以保障有效竞争，提高经济效益和保障经济公平；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可以保障市场主体营利行为的正当性，促进经济的良性运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适用，可以保障弱者的权益，实现社会正义，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2、在宏观调控方面，经济法运用财政法、金融法、税收法、投资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法等法律，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任务、方针和原则这些根本方面进行综合调控，使整个社会经济均衡高效地发展。例如，财政法的适用，从总体上调控经济运行；金融法的适用，从总体上调控货币资金的运行；税收法的适用，可以调整社会分配，限制或激励某个行业的发展；投资法的适用，将有限的资金合理分配，集中于重大建设项目；产业结构调节法的适用，可以干预扶持第三产业的发展，使产业结构加速现代化从而推动全面经济增长。
二、对社会经济发展施加直接、导向性影响之功能
市场机制的重大缺陷集中体现为市场配置资源的间接性、盲目性和滞后性，造成资源浪费。这就需要国家的直接调控和指导，由国家在遵循社会经济自身规律，在市场经济机制自发运行的基础上，运用“国家之手”进行调节、控制和指导，排除社会经济正常运行中的障碍，引导社会经济按照国家意志所期望的途径，朝着国家意志所希望的方向运行，以达到社会经济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的目的。与此同时，必然少不了有相应的法律手段作为保障，而这种法律又必须具备能够对社会经济施加直接的、导向性影响的功能。
市场经济的运行虽然离不开民法，但民法只为现代市场提供一般规则及市场活动的行为规范①，对经济运行的保护主要是消极的。其一，民法对社会利益的维护是间接的，基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分野的理论，反对国家直接干预私人经济活动。它主要是通过调整社会一般私人利益冲突来实现个人利益之间、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而不是直接协调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其二，民法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是非导向性的。民法从尊重个人意思出发，对市民之间的相互关系采取放任自由的态度，只是要求人们消极地不违反公共利益、社会秩序和善良风俗，而不是引导人们积极地维护它们。其三，从调整方法上看，民法主要由任意性、授权性规范构成。任意性规范就是为主体提供一种选择，与强制性规范不同，民事主体可以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形成合意而随意排除任意性规范的适用；授权性规范在于指明权利人可以取得何种资源，即对人们的需要和利益的确认。民法的这种调整方法，决定了它不可能具备对社会经济施加直接、导向性影响的功能。要想实现社会经济按预期、良性发展和协调运行，就必须超越民法的界限。
经济法的法律本质就是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调控社会经济，使之良性运行、协调发展之法①。其一，经济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影响是直接的。与国家不介入私人经济生活领域的民法相反，经济法赋予国家直接介入经济活动的权利，通过直接调整国家和经济主体的社会关系以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由于国家是整个社会利益的代表，它可超越个人主义立场，从社会经济发展全局出发，通过强制、直接参与宏观调控等手段调节社会经济，实现经济结构和比例关系的均衡，促进经济的合理运行和发展。因此，经济法弥补了民法只能通过调整私人经济关系、间接保障社会经济正常有序运行的不足，尤其是克服了民法对有关社会经济整体结构和运行的社会关系无力调整的局限。其二，经济法对经济生活有导向性的影响。较之民法对社会关系所采取的放任自由和消极限制的态度，经济法对经济生活采取限制、禁止、和积极促导的态度。这是基于国家直接调节社会经济和以社会效益为追求目标的要求。为保障国家调节经济、促进社会效益的提高，既有必要依照强制方式禁止、限制某些经济行为，也有必要运用计划、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对社会各种经济活动主体进行引导和促进。其三，在调整方法上，经济法也与民法不同。后者多由任意性规范调整社会关系，有少部分依强制性规范；而前者则由必要的强制性规范和大量的义务性、禁止性规范构成，并采取制裁和奖励相结合的方法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
可见，经济法就具备了其独有的对社会经济施加直接、导向性影响的功能。因而，当今世界各国正日益重视通过经济立法，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工具有意识地调节社会经济，使其朝着经济法所设定的方向前进②。日本在六、七十年代制定大量的以基本法为主导的产业政策法，就是成功的一例。从1961年到1967年日本先后颁布了《农业基本法》、《农业现代化资金促进法》、《石油业法》、《中小企业基本法》、《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中小企业指导法》、《沿海渔业振兴法》、《林业基本法》、《中小企业现代化资金促进法》、《中小企业振兴事业团体法》等，对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进行规范和调整。实践表明这些法律对日本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日本经济进入二十年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
三、最有效实现经济效益之功能
经济法的实施能最有效地节约交易费用、最有效地保障社会经济健康发展。
（一）、经济法可以最有效地节约交易费用。关于这一点，已有学者作了精彩的论证①，笔者在此仅为简单阐述。“交易费用”的概念是由科斯提出的，他运用交易费用范畴分析制度的产生及其功能，认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必然导致制度的产生，而制度的运作又反作用于交易，降低了交易成本。随着商品经济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交易费用逐渐增大，民法、商法、经济法相继产生，其降低交易成本的能力依次增强。
民商法的基本精神就是在产权界定清晰的法律基础上，充分肯定和保障权利的自由交换，即“私法自治”。当交易成本为零时，民商法足以使市场主体自愿、高效地达成交易，不需要经济法的介入。亦即通过维护和保障自由交易，防止交易费用由零到正。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和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垄断和限制竞争等市场障碍出现，交易费用继续增大，市场经济秩序崩溃，市场经济合理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民法的经济基础被扭曲，因而它对降低此类交易费用无能为力。交换社会化要求建立一种对交易双方都进行规范并能解决社会生产无序性的制度。
较诸民商法，经济法能够最有效地节约交易费用。它借助政府干预，同时赋予了政府用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干预的权力，通过灵活积极的干预从而降低成本。经济法降低的不是两个交易者之间的小交易费用，而是关乎整个社会公共利益、关乎整个经济秩序的巨额交易费用。例如，当交易行为有直接负外部性，即有强烈的社会危害（两个大企业进行垄断兼并，或买卖双方达成倒卖国家文物的契约等危害行为）之时，由于该交易不直接针对特定的第三者，既无法依据民法的合同责任，也无法依据侵权责任对其起诉，因而政府选择了以经济法直接禁止这种交易，不仅可行，而且交易费用低。
（二）社会经济发展不能没有法律的保驾护航，资本主义社会之前，诸法合体，以刑法保护为重；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则主要得益于民商法；而能够最有效地保障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应是经济法。因为“经济法调整人们在社会化生产中的增量利益关系，是公正地保护人们的发展权益，进而使发展达到秩序化的法。”①
以民商法为核心的私法并不直接保障经济发展，其涉及经济的部分主要是调整商品关系或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例如，民法的所有权就是对人们的既得财物和利益的法律确认；民法的债权主要就是人与人之间进行商品交易的权利。强调所有权和债权并不能直接解决创造财富问题。虽然民法为经济主体提供了反映价值规律的法律环境，虽然民商法是市场调节的法律保障，但它们对于市场固有的各种缺陷却往往无能为力。例如对垄断和限制竞争这种市场障碍，依据民法便难以排除。至于对市场的盲目性、唯利性和滞后性，民商法更是完全无法解决。因而，民法能够间接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却并不能保障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
经济法为什么能够保障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呢？这就要从经济法与民商法产生基础的不同谈起了。民商法根源于社会分工、个人占有和个体小生产；经济法则根源于集体协作、共同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这就决定了民商法以调整个体利益关系为主要任务，通过协调个体利益，进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但此过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经济法则直接以调整人们在社会化生产中的相互关系为首要任务。例如，通过企业法等经济组织法为市场经济活动创造合格主体；通过财政法和金融法来调控社会经济，促使社会经济总量平衡、结构合理、效益优化；通过税法来实现社会分配公平；通过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处于弱者地位的消费者的权益；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维护公平的竞争环境等等。所以经济法能够保障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从当今世界各国的实践上看，二战后日本和德国的经济迅猛发展，令世人瞩目，与这两个国家具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密不可分，经济法的作用尤为突出，有完善的法律制度规范保障的经济是“理性的经济”，能够持续、快速、稳定、协调发展，中外的实践无不证明了这一点。
四、最充分体现社会公平之功能
经济法通过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力争创造一个有利于各社会个体共同发展的公平环境，从而实现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衡平。
在一个法治的社会中，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应当保持平衡，然而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冲突是市场经济本身内在的本质矛盾，表现为垄断、不完全竞争、不公平分配、经济投机、总量失衡和周期性经济危机等市场缺陷。这些缺陷表明个人利益只有与社会整体利益平衡发展才能得到实现，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利益主体多元化、经济关系复杂化，各经济主体均以追求自身最大利益为目的，因而不可能自觉地反映社会需要及其长远变动趋势，也不可能自觉地实现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有效结合。这就需要我们妥善处理各类矛盾，平衡各种经济行为，协调各种经济利益，尤其是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关系。
最能反映个体利益的基本法是民法，传统民法以个体、权利本位为指导，强调社会个体的权利、平等和自由，忽视甚至对抗社会整体的意志和利益，忽视个体为国家、社会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民法的价值观决定了民法不可能由注重个体利益转向注重社会利益或者转向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并重。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而出现了一系社会问题，尤其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分配的严重不公，使人们对市场制度的正义性及其功能产生了怀疑。在民法领域，社会性立法活跃，这一趋势被描述为“从个人本位到团体本位”，包括公共利益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确立、严格责任的产生和发展等等。事实上，民法所做的努力正是为了尽力避免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然而，民法朝着社会本位所做的一切努力最终也只能是保证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时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其核心又是不损害其他个人的利益。民法所调整的一切仅限于私权领域，它首先要关怀的仍然是个人。
经济法正是为补充民法的不足，解决这些矛盾，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兼顾个体利益，坚持全局观念，对各类主体的意志、行为和利益进行平衡协调，从至高点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从而达到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衡平。与民法相比，经济法更侧重于结果意义上的公平。民法鼓励追求自身财富的最大化，而经济法则强调少数人为了社会整体利益必须做出牺牲。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所得税法。世界各国无一例外地采用累进税率制。收入低于法定纳税水平的公民不纳税，反之则要对超出部分按比例纳税。从实际纳税额上看，收入越高则纳税越多，高收入的人可能将用近一半的收入来纳税。这是一种“剥夺”，但它又是符合社会利益的。从缴纳比例看，应纳税额随收入增加而上升之比例是有上限的，而不是无止境的。其结果，通俗点说就是不能让高收入的个体有“干了白干”或“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感觉。这是一种“鼓励”，在保障社会利益的同时，兼顾了个体的利益，以保证个体积极性的充分发挥。人类社会中每个人都应当有生存权、财产权、安全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民法在这些方面功不可没。但人与人是有差别的，法律不仅要保护那些有能力的人创造财富的自由，也要保护弱者生存的权利。归根结底，经济法突出了社会整体利益，旨在创造一个有利于各社会个体共同发展的公平环境，促进社会整体利益与社会个体利益的协调发展，在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同时，实现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的衡平。


结论：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意味着我们将自己完完全全地放到了世界大市场之中，只有按照WTO规则校准自己，才能从中获益。市场经济“是民主与法制的经济”①，它不是市场主体单纯的自由竞争，而是一个有序化、制度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是通过一系列法律制度来实现的。与计划经济不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权力关系和经济权利关系是统一的复合关系体。如果将经济活动主体看作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民法就是要激发它们的活力，为其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提供了最基本的法律准则。经济法则把这些“细胞”组织起来，使之按照国民经济运行的要求有规律、有秩序地进行自主经济活动。经济法必须考虑到与鼓励私人竞争的民商法相协调才能实现其价值。总之，在功能上，民法着重于创设一种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是“无形之手”（市场机制）运作的法律保障；而经济法着重于从外部维持这种市场秩序，引导市场避免走向盲区，是“国家之手”（政府干预）在经济领域运作的法律保障。



ON THE FUNCTION OF ECONOMIC LAW
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政府


南京市生猪屠宰管理办法

政府令第196号



　　《南京市生猪屠宰管理办法》已经2001年3月21日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 王宏民
　　　　　　　　　　　　　　　　　　　　　　　　　
二00一年五月三日


　　第一条 为加强生猪屠宰管理，提高生猪产品质量，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根据国务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生猪屠宰、生猪产品加工、销售的单位和个人，均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凡上市生猪必须在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定点屠宰厂（场）内进行屠宰、检疫检验、统一交纳屠宰环节的有关费用。

　　第四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负责做好生猪屠宰的组织协调和统一管理工作。

市、区、县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生猪屠宰的行业管理工作，依法为生猪屠宰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并负责本办法的组织实施。
　　工商行政、农牧、卫生、物价、税务、环保、公安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做好生猪屠宰管理工作。

　　第五条 设置定点屠宰厂（场），必须坚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有利流通、方便群众、便于检疫和管理的原则。

　　第六条 设置定点屠宰厂（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交通方便，水源不足，用水水质符合国家规定的饮用水标准，周围无有害污染物，距离居民住宅区、公共场所、学校、幼儿园、医院、畜禽饲养场一百米以上，距水源保护区和城镇集中式供水取水口一千米以上；
　　（二） 屠宰工艺流程符合卫生防疫和动物检疫的档，有健全的卫生消毒制度，设有检疫检验室、检疫检验设备、消毒设施和生猪及生猪产品无害化处理设施、污水污染物处理设施；
　　（三） 厂（场）区布局合理，设有与屠宰规模相应的生猪待宰间、屠宰间、病猪隔离间、急宰间、运载工具和符合工厂化、机械化要求的屠宰设备。地面、墙裙应当使用无毒、不渗水便于冲刷消毒的材料。
　　（四） 配备与屠宰规模相适应的屠宰技术人员（包括屠宰工人、检疫、检验人员）。屠宰技术人员必须持有县以上卫生防疫机构出具的健康证明和相应的专业培训合格证。
　　（五）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规定的防疫条件。
　　现有定点屠宰厂（场）应当按照前款（二）、（三）、（四）、（五）项规定的条件履行、完善、达到定点要求和条件。

　　第七条 设置定点屠宰厂（场），必须向市、县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由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农牧、工商行政、卫生、规划、环保等有关部门，依照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条件进行审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发放定点屠宰厂（场）批准件、标志牌。
　　定点屠宰标志牌由市人民政府统一制发。定点屠宰厂（场）应当将定点屠宰标志牌悬挂于显著位置。
　　严禁伪造、涂改、买卖、租用、转借定点屠宰厂（场）批准件、标志牌。

　　第八条 市、县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对定点屠宰厂（场）定期审核，对不符合《条例》和本办法规定的定点要求和条件的，由发证单位发出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规定的，经市政府批准，取消定点资格，收回批准件、标志牌。

　　第九条 未经定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屠宰生猪；农村地区农户自养生猪自宰自食除外。
　　非定点屠宰场的屠宰行为属于私屠乱宰，相关部门不得发给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税务登记等有关证照和票据；农牧部门不得派驻检疫人员对其产品进行检疫、补检。

　　第十条 生猪屠宰的检疫及监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执行。
　　生猪屠宰的卫生检验及监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的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定点屠宰厂（场）屠宰生猪，应当符合国家操作规程和技术要求。
　　驻定点屠宰厂（场）检疫人员应当查验待宰生猪的检疫合格证明，证猪相符的方可进场屠宰。
　　定点屠宰厂（场）应当配合检疫人员做好宰前检疫工作，发现病、伤、残生猪，应当在检疫人员的监督下，由厂（场）方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处理。

　　第十二条 定点屠宰厂（场）应当建立严格的肉品品质检验管理制度。肉品品质检验必须与生猪宰同步进行，并对肉品品质检验结果及其处理情况进行登记。
　　肉品品质检验内容包括：传染性疾病和寄生虫以外的疾病；有害腺体；屠宰加工质量；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有物质；种公、母猪及晚阉猪。

　　第十三条 肉品品质检验合格的生猪产品，定点屠宰厂（场）应当加盖肉品品质检验合格验讫印章；肉品品质检验不合格的，由厂（场）方强制收购，并在检验人员的监督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
　　定点屠宰厂（场）应当建立严格的进、也厂（场）管理制度，无酮体验讫印章、检疫合格证明、统一征收票据（以下简称印、证、据）的生猪产品不得出厂（场）。

　　第十四条 定点屠宰厂（场）不得生猪或者生猪产品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

　　第十五条 外埠调入本市的生猪产品必须经所在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检疫合格，并在市政府批准的肉类批发交易市场报验换证后方可进行交易。
　　发现病毒生猪产品进场，由交易市场在检疫人员的监督下进行无害化处理。

　　第十六条 生猪产品实行凭印、证、据上市制度。凡印、证、据（或肉类批发交易）商场专用交易凭证）不全的，一律不得上市销售。
　　（一） 本市定点屠宰厂（场）屠宰的，凭胴体验讫印章、当日检疫合格证明和统一征收票据上市销售；
　　（二） 经肉类批发交易市场交易的，凭胴体验讫印章、本市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出具的当日检验合格证明和肉类批发交易市场专用交易凭证上市销售。

　　第十七条 从事生猪生产销售、加工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宾馆、饭店、集体伙食，销售或者使用的生猪产品应当是定点屠宰厂（场）屠宰的生猪产品。
　　上述单位和个购入生猪产品时应当明确记载购货渠道、数量、时间，并做到货证相符。

　　第十八条 农贸市场和肉类批发交易市场应当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配备专门的管理人员，做好进场生猪产品的查证验据工作，防止病害生猪产品进场。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农贸市场和肉类批发交易市场查证验据工作的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 生猪屠宰执法监督检查人员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出示行政执法证件。进行监督检查，可以采取感观检查、取样化验、查询资料、询问、查验证件等方式。
　　关单位和个人在接受执法监督检查时，应当给予支持、配合、不得刁难、阻挠。

　　第二十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检举、控告，对检举有功者、由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给予适当奖励。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伪造、涂改、买卖定点屠宰厂（场）批准件、标志牌或者将其租用、转借他人的，商品流通主管部门可以会同其他有关部门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批准定点，擅自屠宰生猪的，由商品流通主管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没收非法屠宰的生猪产品、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三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定点屠宰厂（场）对经肉品品质检验不合格的生猪产品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的，由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处理，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定点屠宰厂（场）出厂（场）未经商品品质检验或者经肉品品质检验不合格的生猪产品，由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没收生猪产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一倍以上的罚款。
　　市场销售的生猪产品未经肉品品质检验或者经肉品品质检验不合格，由卫生、工商行政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对负有责任的生产者、销售者依法给予处罚。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定点屠宰厂（场）对生猪、生猪产品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由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屠宰活动，没收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经营额一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取消定点屠宰厂（场）资格。
　　市场销售的生猪销售产品是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由卫生、工商行政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对负有责任的生产者、销售者依照前款规定给予处罚。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市场经营服务机构或者市场主办单位给予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 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牛、羊的屠宰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清真牛、羊屠宰加工厂（场）的设置，应当事先征得市、县人民政府民族宗教事务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所称生猪产品，是指生猪屠宰后未经加工的胴体、肉、脂、脏器、骨、血液、头、蹄、皮等。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