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公众参与依托于民主理论，建立在人民主权的现代民主逻辑之上。中国宪法从人民主权、人权保障、公共利益保护以及民主监督原则四个维度，肯定了公众参与在行政决策程序中的合法性和必要性。虽然当前在中国已经形成在宪法之下的地方政府规章以及部分法律的专门条款共同构筑的法律体系，但是立法实践及其效果存在立法层次不完整和立法位阶不足等问题。今后立法应着重于构建国家层面的统一法律，并应围绕明确公众参与主体、创新公众参与方式、规范参与效力制度和明确公众参与的保障制度四方面原则展开建构。
关键词: 公众参与 行政决策 理论脉络 宪法基础 立法
社会公众对行政活动，尤其是对政府行政决策活动的参与被视为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行政决策领域的“参与性政策分析”（participatory policy analysis），一系为弥补传统政策科学实证论之不足而设；二系出于利益多元之考量，主张政策分析家及从事决策规划的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应于政策制定时尊重民意并给予利害关系人（policy stakeholders）陈述意见的机会，以期降低决策造成的利益冲突等政策风险和法律风险，促使决策者在平衡利害各关系人的权益下确定最优决策方案。如有论者所言，行政程序作为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作出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政决定的活动，应在相对人的参与下完成，而非由行政机关自行实施。此正可谓民主行政与专制之区别。[1](P190)而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则认为，在国家政治结构的政策制定和议决过程等“输入系统”中没有或者仅有微弱影响力、即那些只能无奈作为政策“输出系统”的受众而存在之民众，或可称之为“地域民”或“臣民”，然却决非“公民”。[2]将上述论点引申至行政决策领域：社会公众作为承担决策后果之受众，如果对于影响自身命运的决策事项居然不能发表意见，那么社会公众不过是行政管理中的客体，只能被动接受行政权安排——基于宪法的人民主权原则，人民的政治参与权居然就这样被架空，这显然不符合“民主过程的本质就是参与决策”、[2](P10、219)民主的本质在于协商而非投票[3](P1)[4](P57-50)等现代民主政治理论，而被排斥于决策程序之外的社会受众亦易于对产生该结果的决策程序和决策结果形成不信任及不公正之评价。因之，社会公众有否参与行政决策程序以及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遽尔成为判断现代行政决策程序是否公开、公平、公正的重要基准。
一、公众参与的理论脉络
国家的公共性决定公民可以参与社会管理与事务,公民与民主宪政共生共存。公众参与作为政治实践和理论形态，与民主制度密切相关，是伴随民主政治形态的发展和民主理论的进步而发展演变的理论形态,“宪法的核心目标是为一个运转良好的民主秩序创造前提，在这个民主秩序中，公民能够真正实现自我管理(self-government)”。[5](P5)大体而言，这种对于自我管理的诉求在民主理论领域，根据赫尔德的区分，虽有民主的四种古典模式（即古代雅典的古典民主、共和主义民主、自由主义民主和马克思主义民主）和20世纪民主的四种模式（即精英民主、多元主义民主、合法型民主和参与型民主）之分，[6](P5)然而现代以来，则演变为两个理论流派，即自由主义倾向的代议制民主和共和主义倾向的代议制民主。
古希腊雅典城邦民主强调国家的公共性即正义，正义即国家权力共同分享，国家事务共同参与，允许尽可能多的公民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和法律活动。如公元前5世纪伯利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关于雅典共和精神慷慨激昂的演讲所描绘的：“‘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政治生活自由而公开，由公民们而不是由官员决定城邦的政策……‘每个公民在许多生活方面能够独立自主’”[7](P171)。这样一种公民价值在雅典城邦公共生活中的直观表达，就是雅典人不受任何个人或集团反复无常的意志统治而只接受法律之统治；在自由民范畴内无论贫富人人均享有言论自由和参与政治事务之权利；重大问题须经全体公民辩论议决，个人意志有机会介入到影响决策的过程。[8](P172)这样一种民主类型遽尔成为直接参与型民主的典范。
而古希腊雅典城邦的直接参与型民主消亡之后，政治参与成为特权阶层的特权，普通民众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被剥夺。文艺复兴以来资本主义兴起和以自由、平等为口号的启蒙运动的发展，推动争取普遍参与权（普选权）的斗争。随着资产阶级民主参与权的不断扩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建立代议制政府。代议制民主政治形态在西方的建立过程，其实质就是民众获得政治参与权的过程。于公众而言，这种参与集中在对代议制代表——议员的选举上，即通过公众选出的代表而非由公众自己亲自参加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因而这种参与本质上是间接参与。19世纪英国著名法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集中阐述了代议制政府理论。密尔认为，虽然纯粹的民主观念系指“有平等的代表权的全体人民治理的全民政府”，但是“纯粹的民主制”即类似于古希腊雅典城邦那样的直接民主并不现实，尤其是当“选民扩大到全部人口，它就更加不正确了……”，因而密尔认为代议制是更为理想的民主类型。[9](P37-55)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代议制民主获得普遍赞同并渐居主流地位。
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伴随着行政权对议会权（立法权）的挤压，代议制民主逐渐走向精英民主政治，或曰“行政集权民主制”。[10](P1-5)社会由政治精英治理，普通民众被排斥在政府决策过程之外——于是议会制民主的局限性和虚伪性遽尔暴露出来。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对传统选举制度提出批判，认为民主被局限于周期性选举不仅不是民主程序的全部，亦未能体现民主的实质，公众还必须拥有自身的决定权：“法律体制的一个目标就是，不仅通过允许满足人们的偏好来确保自治的实现，而且更根本的是应该在偏好形成的过程中确保自治的实现”，[5](P189)这一诉求的一个直观反映就是，主张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在公众直接参与公共事务和公共管理中构建参与型民主的政治新形态。[10](P18)“参与”因而开始成为英语世界中十分流行的政治词汇，[11](P1)其核心理念就是“凡生活受到某项决策影响的人，都应该参加这些决策的制定过程。”[12](P161)
参与式民主理论主张：建立一个民主政府的必要条件是建立一个参与型社会。应让公民政府取代专家政府，以此彰显民主理论是一个重视讨论、判断、具有广阔视野的理论。[13](P262)
持续性的政治协商和民主参与，成为解决社会多元性与公开性冲突的路径选择之一。
20世纪后期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以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和政治理论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为主要代表，分别就协商民主理论具有的程序性与实质性展开阐述，进一步充实了参与式民主理论。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理论建立在交往行为理论基础之上，强调协商民主过程必须基于法律而展开。“商谈原则要能够通过法律媒介而获得民主原则的形式，只有当商谈原则和法律媒介彼此交叠，并形成一个使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建立起互为前提关系的权利体系。”[14](P156)罗尔斯则认为协商民主系自由宪政主义的核心，是良好的宪政民主秩序。[15](P9)但是，两位学者皆非主张纯然的程序性与实质性。他们认为协商民主的程序性与实质性原则，皆不能宣称具有优先性，两者皆各有其优劣。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二者究竟孰优孰劣，虽然未能够亦不可能完全实现理论上的盖棺定论，但是这样的探讨直接促成参与式民主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尤其在参与的主体、参与的阶段、参与的程序、参与的事项范围等全方位领域，都引导当代社会政治生活逐步从精英民主走向大众民主。
这样的理论潮流在政府行政管理层面的一个反映，就政府运作层面而言，就是民主政治实践被认为必须建立在“人民同意的政府”(consent of the governed)、有见识的公众 (informed citizenry)及有效的公众参与系统 (an effective system of public participation)三个必要条件之上。[16](P157-159)一方面，从民主政治的内涵来说，公众参与行政决策是民众或社会团体基于“主权在民”的认知，对于政府行动及政策，通过获得充分信息，进行有效的协商、沟通、反馈，参与行政决策的实践。公众可以从参与的过程中掌握丰富信息并培养公共精神。另一方面，从公共政策的有效性与合法性角度而言，行政机关通过在决策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可以与民众实现良性互动并赢得民众信任及支持，为行政机关的决策行为本身提供合法性基础。而无论从民主政治的内涵还是公共政策形成的过程来看，公民参与都不仅仅局限于简单的“赞成或反对”的“投票”行为，还应包括对公共事务积极而深入的介入；这种行动的价值不仅局限于消极地维护自身利益，而且还可以积极地创造公共利益；参与的主体范围亦不仅仅限于社会或政治精英，还必须包括普通民众，使民众可以通过参与过程对与己有关的事务产生影响力。这样于国家而言，强调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能够有效维护国内秩序、提高国际地位，使社会各群体利益能够充分表达、保护、协调和整合；于公众来说，强调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能够在法律制度和程序上有效保障和改善自身的经济利益和福利、提高社会地位并增加发展机会。
一言以蔽之,公众参与究其理论脉络而言,体现出民主理论由自由主义倾向的代议制民主,向共和主义倾向的参与式民主发展之轨迹。从理论价值、功能等角度而言，参与式民主并不能替代代议制民主，但是参与式民主理论与实践的出笼系基于代议制民主已经在西方陷入困境之事实，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说，在西方，参与式民主可谓对代议制民主之修正和补充。然而在我国，路径的方向却恰恰相反，如有论者所言，“在中国，通过发展参与式民主可以带动代议制民主的健全与发展，这一方向与西方正好相反。”[17](P71)因而准确地说，在我国，参与式民主理论与实践虽在一定程度上系出于对西方民主理论脉络之回应，然而更主要之推进原因，乃出于实用主义之考量。具体到我国行政决策的民主化领域，社会公众主动参与社会事务、维护社会公益之初衷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维权，因而学者李凡称之为“维权式民主”，具有鲜明的转型期中国的特色，学者卢剑锋则将其描述为“是民众就生存权保障的一种低层次要求”。[17](P72)维权式民主虽然被认为是初级形式的公众参与，然其功能在于能够将利益矛盾和对抗情绪随积累的压力，“传导至政治权力和社会舆论的神经末梢，直接或间接地推进了各级政府的回应性机制的建设，拓宽利益诉求渠道，逐步探索制度供给，推进行政决策民主化。”[17](P73)而这样的理论和实践诉求在我国当前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中的突出表达，就是2004年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2008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2010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以及十八大报告中关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条款及表述。
但是亟需重视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行政决策程序领域，公众参与在形式上获得的政策文件支持并不足以在实践层面为公众参与提供有效、稳定、持久的实体法律体系尤其是程序法保障。因而奢谈公众参与的理论和实践必然性，却回避公众参与的制度必然性，难以真正为行政决策程序中的公众参与提供持久的发展动力。因而接下来，我们必须从宪法，法律，国务院行政法规、规章，地方性法规、规章与政府规范性文件等若干角度，厘清建立行政决策程序中的公众参与制度所必需的法律基础以及今后可能的立法方向。
二、中国行政决策中公众参与制度的宪法基础
从公众参与的理论沿革可以看出，公众参与依托于民主理论，建立在人民主权的现代民主逻辑之上。人民主权逻辑在行政执法领域的合理延伸，就是行政决策的合法性、科学性、有效性应当有赖于决策程序中公民自由、平等的参与。如美国学者孙斯坦所言，“社会和政府如果允许各种不同意见存在的话,那么他们的表现就会好很多”，“政府要想制定出明智的政策,就应当广泛地听取人民的意见”，[5](P1)或换而言之，我们可以认为，“提供商议民主是宪法的根本目标”。[5](P164-165)上述理论在我国现行宪法之中亦有充分表达。笔者认为，概括而言，当前我国宪法从人民主权、人权保障、公共利益保护以及民主监督原则等四个维度，肯定了公众参与在行政决策程序中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1.人民主权原则。公众参与依托于民主理论，建立在人民主权的现代民主逻辑之上。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是人民主权，人民通过多种方式行使民主权利。这种理论逻辑在我国宪法中的突出表达，就是《宪法》序言第5自然段以及第2条规定。宪法序言指出，“一九四九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上述条文明确肯定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主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代议制）以及人民有权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公众参与）这三个事关我国政体的宪法基本原则，这很显然构成公众参与行政决策在我国宪法上的渊源。此外辅以《宪法》第3条确定的单一制政体和民主集中制的国家机构工作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充分表明我国民主政治的真实性和全面性，表明民主权利不仅能通过具有代议制特征的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而且公民可以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拥有参与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体现在行政决策领域，参与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就是应当通过公民参与的方式使社会权力得以重新分配，体现人民对自身命运的自主权。同时，公众参与的理念也使政府治理的重心，由传统的控制模式转而强调服务与管理，落实民主政治的理念。
由此可见，人民主权原则构成行政决策中公众参与的根本法源。我国宪法第27条第2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第41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根据上述两个条款，我们可以明确的一个原则就是：尽管我国宪法并未明确将公众参与列为公民基本权利，但是结合前述人民主权原则以及在此所援引之第27、41条款的相关规定，很显然对政府监督权的行使，其重要形式之一必然包含在行政决策程序中的公众参与。由此可见，人民主权原则构成行政决策中公众参与的根本法源。
2.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24条规定在宪法第33条增加一款，作为第3款，即“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修正案在新中国宪法发展史中被视为人权入宪的里程碑。与此同时，我国《宪法》从第33条到第50条总计规定了包括平等权、选举和被选举权等各项政治、经济和人身权利在内的17项公民基本权利，这17项权利基本囊括我国公民社会生活的各个范畴。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和具体权利规范在政府行政执法领域的直观表达，就是要求具体在行政决策的作出和执行等各个环节，都应当尊重公众感受并保障公民权利。
行政机关行政决策行为对公众的影响无所不在，尤其当涉及诸如广州番禺垃圾焚烧站项目、广州外地车辆限行措施、厦门PX项目、宁波镇海PX项目、北京地铁票价调整和圆明园铺设防渗膜等重大行政决策时，如何平衡、协调不同公共利益之间以及某一公共利益和具体公民个人的特定权利冲突，如健康权、道路通行权、环境权等之间的冲突，是当前我国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等各个领域都面临的突出问题。因为“所有的权利都是有代价的”，[5](P270)一项权利的背后，必然意味着与此相对应的义务负担。公众对行政决策通常的质疑就是，为了某项权利、权益，甚至是所谓的公益，而不得不承担某项额外义务，这究竟是否合法、合理？如果从法律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在传统行政法领域，当公民权利受到行政侵害时，除行政机关违法或不当可以按照《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等相关规定提出法律救济外，公众的声音大多只有透过媒体舆论，或通过信访投诉等方式，才能引起行政机关重视。一旦发现决策不当需要纠正，不但社会成本难以计量，而且决策不当所造成的损失亦难以弥补。因而引入行政决策前的公众参与程序，以保证决策的合法性、科学性和有效性就极为必要。通过行政决策的公众参与机制，对行政决策行为予以规范，确保决策过程公开透明和公平参与，尊重社会公众和当事人的意见，强化社会监督，促进行政决策的透明化、民主化，约束行政权并防止行政权的滥用，进而获得实质权益公正且合理的保障。也就是说，通过行政决策前公平、公正的程序规范，强化实体的公正性，最终方能落实《宪法》第33条所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要求。因而宪法第33条所规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以及宪法第33条到第50条所规定的各项基本权利的实现和保障，必然要求行政决策领域的公众参与制度。
3.公共利益保护原则。公共利益是宪法必须维护的重要价值。2004年新修订的宪法第10条第3款、第13条分别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由此可见，我国宪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公共利益是宪法原则,但根据宪法第10条和第13条的“公共利益需要”条款，可认定公共利益原则系宪法原则之一；此外辅以宪法第51条“公民行使权利和自由不得损害国家的、集体的和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的规定，也可间接得出公共利益保护具有宪法原则属性的结论。[18]
公共利益保护原则结合前述人权保障原则二者共同反映到行政决策程序当中，其延伸要求就是：行政决策应以维护公共利益为依归，在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最大限度满足大多数公众的利益需求，并且避免侵害或不公平地减损少数公众的特殊利益，以实现利益平衡和利益最大化。在民主政治领域，实现利益平衡和利益最大化的最有效渠道显然就是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在利益博弈过程中引入不同利益主体，通过有效参与和协商使行政过程及其结果合法化，[20]这将有助于维持稳定的政治系统。另一方面，在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引进利害关系人，可以有助于更佳的政策与方案的形成，创造出对最大多数人最有利的公共政策，而非仅仅限于少数人的一方之见。经此程序此形成的政策既有合法性、公信力，也可以增进执行力。因而公共利益保护原则可视为行政决策中公众参与的法源之一。
4.民主监督原则。我国宪法第27条第2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第41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根据上述两个条款，我们可以明确的一个原则就是：尽管我国宪法并未明确将公众参与列为公民基本权利，但是结合前述人民主权原则以及在此所援引之第27、41条款的相关规定，很显然对政府监督权的行使，其重要形式之一必然包含在行政决策程序中的公众参与。因而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最后一个宪法渊源可以概括为民主监督原则。
三、当前中国行政决策中公众参与制度立法的现状与根本问题
前述理论上的应然性引导，以及我国现行宪法在人民主权、人权保障、公共利益保护和民主监督四个原则范畴之下所提供的实际制度支持，促使我国近年来不但在行政决策领域一直稳步推进有序、有效的公众参与，而且将其作为公共行政改革中的基本政策之一。2004年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要“建立健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200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明确要求市县政府“完善重大行政决策听取意见制度，要增强行政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2010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强调指出，要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上述一系列文件促使行政决策尤其是重大行政决策中的公众参与制度，由此前地方市县政府基层试验的层面，走向全面规范建构之路。笔者认为，当前已有的相关规范体系可概括为两方面层次的立法：
河北省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办法
河北省人民政府
河北省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办法
河北省人民政府令〔2011〕第23号
《河北省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办法》已经2011年12月28日省政府第99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3月1日起施行。
代省长 张庆伟
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河北省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城市园林绿化事业的发展，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生态宜居园林城市，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城市和县人民政府所在地的镇规划区内园林绿化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城市园林绿化实行生态优先、以人为本,统一规划、因地制宜,政府主导、群众参与,专业绿化和社会绿化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城市园林绿化监督管理工作。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以下统称城市人民政府）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园林绿化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各自的职责做好园林绿化相关工作。
第五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将城市园林绿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按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保障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和养护费用,加强城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和先进技术推广，维护城市生物多样性。
第六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积极开展园林城市创建活动。省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有关规定和标准对园林城市进行评定及复查管理。
鼓励开展星级公园和园林式单位、小区、街道等创建活动，积极推行立体绿化和复层绿化，提高园林绿化建设质量。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按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履行城市园林绿化的义务，爱护园林绿化成果，对破坏城市园林绿化和园林绿化设施的行为有权劝阻、投诉和举报。
鼓励单位和个人以投资、捐资、认养等形式，参与园林绿化的建设和养护。捐资、认养的单位和个人可以享受绿地、树木一定期限的冠名权。
城市人民政府对在城市园林绿化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八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和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共同编制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设区的市、县级市绿地系统规划应当经省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县城绿地系统规划应当经设区的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批准。
调整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应当保证原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确定的城市园林绿化用地各项指标和各类绿地的合理布局，并按原审批程序批准。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报送审批前，城市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将城市绿地系统规划草案予以公示，并采取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专家和公众意见，公示的时间不得少于30日。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充分考虑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并在报送审批的材料中附具意见采纳情况及理由。
批准后的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应当向社会公布，接受公众监督。
第九条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确定的各类城市绿地实行绿线管理制度。城市绿线依据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划定，并按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批准程序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城市绿线不得任意调整。因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调整的，应当按原批准程序批准。调整城市绿线不得减少规划城市绿地的总量，因调整规划而减少的城市绿地面积，应当在新的规划中予以补足。
城市绿线范围内的土地禁止改变用途。在城市绿线范围内，不符合规划要求的建筑物和构筑物及其他设施应当限期改正。
城市绿线具体管理办法由城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条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建设项目，其园林绿化用地面积占总用地面积比例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新建居住区、单位不低于百分之三十，旧城改造区居住区、单位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
（二）新建教育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体育场馆、污水处理厂、公共文化场所等不低于百分之三十五；
（三）公园不低于陆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
（四）道路红线宽度五十米（含）以上的，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道路红线宽度四十米（含）以上五十米以下的，不低于百分之二十；道路红线宽度四十米以下的，不低于百分之十五；
（五）新建商业中心、交通枢纽、仓储等不低于百分之二十；
（六）因新建有大气污染等生产工艺要求特殊的、需要一定比例绿地的工业企业和铁路两侧防护绿地按有关规定执行；
（七）其他建设项目最低比例，由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在历史文化街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活动，不得减少原有的绿地面积。
第十一条 城市园林绿化工程应当按基本建设程序进行建设。城市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施工、监理，应当符合国家和本省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并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
第十二条 城市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应当经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申请审核城市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方案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表；
（二）设计单位的《风景园林工程设计资质证书》；
（三）城市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方案；
（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附图；
（五）建设用地批准书和附图。
申请建设公园绿地和防护绿地时，还应当提交修建性详细规划蓝图。
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批决定。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三条 建设项目配套的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应当经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申请审核建设项目配套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方案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表；
（二）设计单位的《风景园林工程设计资质证书》；
（三）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方案；
（四）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五）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出具的规划条件；
（六）绿地涉及的地下建筑结构施工图立剖面图。
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批决定。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方案未经审核同意，有关部门不得颁发施工许可证。
第十四条 公园设计应当符合《公园设计规范》，并具备减灾避险功能。
公园内的各类设施应当与公园功能相适应，与公园景观环境相协调。公园出入口、主路、支路、活动广场、建筑物出入口及公共厕所等应当设置无障碍设施。
新建十公顷以上的公园，其名称和设计方案应当报省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新建、改建、扩建公园应当符合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按公园性质和用地规模确定适宜的内容和各项占地比例。
已建成的公园，园林绿化用地比例未达到规定标准的，不得新建、扩建建筑物和构筑物。
涉及文物保护单位的园林绿化工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公园周边应当划定一定范围的景观控制区。控制区内禁止建设超过城市人民政府规定高度的建筑物、构筑物。公园周边新建建设项目，应当与绿地景观相协调。
第十七条 单位和居住区园林绿化应当合理布局，选用适宜的植物种类，综合考虑居住环境与采光、通风和安全等要求。
单位和居住区现有园林绿化用地低于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标准，尚有余地可以进行园林绿化的，应当自接到园林绿化主管部门通知之日起1年内完成园林绿化。
第十八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的需要，合理确定生产绿地。生产绿地的用地面积应当不低于城市建成区面积的百分之二。
第十九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城市水系建设，积极推进城市河道、景观水体护坡驳岸的生态化、自然化建设与修复，营造滨水生态景观。
城市园林绿化用水、景观用水应当采用节水技术，优先利用再生水和雨水。
第二十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结合本地城市水系、山体绿化、道路建设、公园绿地、生态修复等建设，因地制宜、因形就势的建设城市绿道绿廊和生态防护林。
第二十一条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建设项目，其基本建设投资应当包括配套的园林绿化工程建设投资。配套的园林绿化工程应当与主体工程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因季节原因不能与主体工程同时完成的，应当在主体工程投入使用后的下一个园林绿化季节完成。
建设单位应当按批准的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方案进行建设。
第二十二条 工程建设项目配套园林绿化面积因特定条件限制达不到规定标准的，建设单位或者产权单位应当按原审批程序及等值原则（含土地价值）报批后进行异地补建。建设单位或者产权单位不能自行建设的，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园林绿化企业进行建设。具体办法由城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三条 城市园林绿化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向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办理质量监督手续备案，并在施工现场公示项目相关信息。
第二十四条 建设单位自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之日起6个月内，工程建设项目不能开工建设的，应当按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要求对建设用地进行简易绿化。
第二十五条 新建机关、事业单位和文化、体育、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商业、金融、居住区、地下停车场等工程建设项目，其建筑适宜采取屋顶绿化的，应当实施屋顶绿化。
城市围栏、墙体以及高架道路、轨道交通等市政公用设施适宜采取垂直绿化的，应当实施垂直绿化。
城市广场应当以绿化为主，推行生态化、林荫化，配备必要的健身休闲设施。
工程建设项目进行屋顶绿化和垂直绿化的，其绿化面积可以按比例折算为工程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地面积。
第二十六条 政府投资或者政府投资占主导地位的城市园林绿化工程竣工后，由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竣工验收；其他的城市园林绿化工程竣工后，竣工验收时应当有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参加。建设单位应当于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向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办理竣工验收备案。
城市园林绿化工程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
第三章 保护与管理
第二十七条 政府投资或者政府投资占主导地位的城市绿地，由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位负责养护管理；单位附属绿地及其管界内的防护绿地，由单位负责养护管理；生产绿地由其经营单位负责养护管理。实行物业管理的居住区的附属绿地，由业主负责养护管理或者由其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按约定实施养护管理。建设工程范围内保留的树木，在建设期间由建设单位负责养护管理。
园林绿化养护费用由养护管理单位承担。没有养护管理单位或者养护管理责任不明的绿地、树木，由城市人民政府确定养护管理单位。
第二十八条 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城市绿地养护技术规范，根据社会发展情况进行修订，并对养护管理单位给予技术指导。
养护管理单位应当按城市绿地养护技术规范实施养护管理，建立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档案。
养护管理单位发现树木死亡的，经园林绿化主管部门确认后，应当对死亡树木及时清理，并补植更新。
第二十九条 政府投资或者政府投资占主导地位的城市绿地，养护管理单位委托专业养护单位实施日常养护管理的，应当通过招标投标方式确定。
第三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城市园林绿化用地。因城市建设或者其他特殊需要临时占用绿地的，建设单位应当向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临时占用绿地申请书、地形图、绿地权属人意见、建设项目用地批准文件等材料。
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批决定。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临时占用绿地期限一般不超过1年，因特殊需要超过1年的，必须重新办理审批手续。占用期满后，占用单位应当退还并恢复原状。
临时占用绿地的，应当按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缴纳城市绿化用地临时占用费。
临时占用绿地需要迁移树木的，建设单位应当在申请临时占用绿地时一并提出。
第三十一条 公园内新建大型游乐设施，应当进行论证。其中必须对公园景观、环境的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对安全技术条件进行评估。
在公园内举办大型活动，应当经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批准，并不得损坏公园景观和园林设施。活动结束后，活动主办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及时清理现场，恢复原貌。不及时清理现场恢复原貌的，由公园管理单位清理现场恢复原貌，由此产生的费用由活动主办单位或者个人承担。
第三十二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按有关规定对国家重点公园、省星级公园严格保护。
禁止改变公园内独特的自然景观或者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人文景观的风貌和格局。
第三十三条 调整已建成的公园绿地内部布局，不得减少原有绿地面积，不得擅自增设建筑物和构筑物。确需增设建筑物和构筑物的，应当符合公园总体规划。
调整其他已建成绿地内部布局，调整后的绿地面积不得少于原有的绿地面积。
第三十四条 禁止下列损害城市绿地和园林设施的行为：
（一）在树木上设置广告牌、标语牌或者牵拉绳索、架设电线；
（二）在绿地内倾倒垃圾、污水、有害物质，堆放杂物，燃烧物品；
（三）在绿地内挖坑取土（沙）；
（四）在绿地内放养牲畜、家禽；
（五）盗窃、毁坏树木花草及擅自采摘花果枝叶，践踏植被；
（六）盗窃、损毁园林设施；
（七）在绿地内擅自搭棚建屋、停放车辆，以及硬化和圈占小区绿地。
第三十五条 百年以上树龄的树木为古树。稀有、珍贵树木、具有历史价值和有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为名木。省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省城镇规划区及风景名胜区内的古树名木实施统一管理，建立全省统一的管理体系。
古树名木由城市人民政府审定公布，由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建立古树名木档案、标志，落实管护责任，实施挂牌保护。单位管界内和私人庭院内的古树名木，分别由单位和居民负责养护，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和技术指导。对濒危古树名木应当及时抢救和复壮，保证古树名木的正常生产。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砍伐或者迁移古树名木。因特殊原因需要迁移的，应当按国家或者本省有关规定程序批准后方可迁移。迁移过程中应当做好各项防护措施，确保成活。
第三十六条 禁止擅自移植树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批准后可以移植：
（一）因城市建设或者其他特殊需要的；
（二）严重影响居住安全的；
（三）对人身安全或者其他设施构成威胁的。
第三十七条 移植树木应当向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载明拟移植树木的品种、数量、规格、位置等内容的申请书；
（二）权属人意见；
（三）树木移植方案和技术措施。
工程建设项目需要移植树木的，还应当提交建设项目备案或者核准文件、建设用地批准文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
第三十八条 禁止擅自砍伐树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批准后可以砍伐：
（一）严重影响居住安全，且无移植价值的；
（二）妨碍交通、对人身安全或者其他设施构成威胁，且无移植价值的；
（三）发生检疫性病虫害的；
（四）树龄、树容已达到更新期的；
（五）因树木生长抚育需要，且无移植价值的。
第三十九条 砍伐树木应当向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载明拟砍伐树木的品种、数量、规格、位置等内容的申请书；
（二）权属人意见；
（三）树木补植计划或者补救措施。
第四十条 因同一事由一处一次移植或者砍伐树木二十株以下的，由县（市、区）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批准；二十株（含）以上一百株以下的，由设区的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批准；一百株（含）以上的，由省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批准部门应当自收到移植或者砍伐申请书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做出审批决定；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准予砍伐树木的，申请人应当补植不低于砍伐树木规格、数量或者价值的树木，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应当对树木移植和补植的品种、数量、规格、位置等进行跟踪管理。
第四十一条 因树木生长影响管线、交通设施安全的，管线或者交通设施管理单位应当向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按兼顾设施安全使用和树木正常生长的原则组织修剪。管线或者交通设施管理单位应当承担树木修剪费用。
第四十二条 进行管线建设，应当避免穿越城市绿地，确需穿越的，应当经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批准，由建设单位负责及时恢复原貌或者给予补偿。
第四十三条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应当制定树木保护措施，确保建筑物和构筑物与原有树木保持合理距离。
第四十四条 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应当做好城市绿地植物病虫害的监测、预报和防治工作，建立有害生物预警、预防控制体系，推广无公害防治，防止环境污染，保证生态安全。
第四十五条 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应当定期采用卫星遥感等先进技术对园林绿化资源进行统计、监测和监控，组织开展城市绿地普查，并建立城市绿地数字化管理系统，对城市园林绿化实行动态管理。
城市管理、建设、房产管理、交通运输、水利、铁路等有关部门应当按园林绿化主管部门的要求，报送有关园林绿化统计数据，并对数据的真实性负责。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四十六条 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城市园林绿化工作的监督检查，建立与相关部门的工作协调机制，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违反园林绿化管理规定行为，应当及时制止并查处。
第四十七条 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进行监督检查时，可以要求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与监督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并就监督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可以根据需要进入现场进行勘测，责令有关单位和人员停止违反有关园林绿化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
执法人员履行前款职责，应当出示行政执法证件。被监督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妨碍和阻挠监督检查活动。
第四十八条 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应当对破坏城市绿地和园林设施的投诉和举报及时进行调查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反馈投诉举报人。
第四十九条 园林绿化主管部门作出移植或者砍伐树木、占用绿地等行政许可事项，应当在作出决定之日起3日内，将许可决定书及相关材料抄送相关的执法部门或者单位。
相关的执法部门或者单位对被许可人违反许可决定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3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及相关材料抄送园林绿化主管部门。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条 城市人民政府或者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规定组织编制、调整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
（二）未按规定确定、调整城市绿线以及改变城市绿线范围内土地用途的；
（三）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未按规定时限办理或者违法作出行政许可的；
（四）对园林绿化监督管理中发现的违法行为，未按规定依法查处的；
（五）对破坏城市绿地和园林设施的投诉、举报未按规定调查处理的；
（六）其他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行为。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有关规定的，由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由园林绿化主管部门代为绿化的相关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三）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的，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四）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对单位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五）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六）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其相差规划指标面积按每平方米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由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赔偿损失，并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第（一）项、第（四）项、第（七）项规定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规定的，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第（六）项规定的，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四十一条规定，未经批准，管线或者交通设施管理单位擅自修剪树木的，由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二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予以赔偿。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四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绿地包括：
（一）公园绿地，即向公众开放，以游憩为主要功能，兼具生态、美化、防灾等作用的绿地，包括综合公园、社区公园、专类公园及街头绿地、小游园等；
（二）生产绿地，即为城市园林绿化提供苗木、花卉、草皮、种子的圃地；
（三）防护绿地，即城市中具有卫生、隔离和安全防护功能的绿地，包括卫生隔离带、道路防护绿地、城市高压走廊绿带、防风林、城市组团隔离带等；
（四）附属绿地，即城市建设用地中绿地之外各类用地中的附属绿化用地，包括单位用地、居住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工业用地、仓储用地、对外交通用地、道路广场用地、市政设施用地和特殊用地中的绿地；
（五）其他绿地，即对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居民休闲生活、城市景观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有直接影响的绿地，包括风景名胜区、水源保护区、郊野公园、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林地、城市绿化隔离带、野生动植物园、湿地、垃圾填埋场恢复绿地等。
第五十五条 本办法所称园林设施，包括亭、廊、花架、喷泉、假山、石桌、石凳、围栏、围墙、园林道路、雕塑、雕刻及其他景观建筑和园林服务设施。
第五十六条 县（市）人民政府所在地以外的建制镇、未设镇建制的独立工矿区、工业园区、开发新区、国有林场、农场等城市型居民区的园林绿化规划、建设、保护和监督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五十七条 本办法自2012年3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