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罚犯罪--渐行渐远的立法宗旨——关于 罪犯权利与公民权利的理性思考

李新福


摘　要：惩罚犯罪是不同政治制度国家刑事法律共同的立法宗旨，通过惩罚犯罪达到遏制犯罪、保护公民、维护社会秩序的最终目的。但是，近年来我国由于人权思想在法律领域的超前应用，由于个别司法人员、辩护人员、法学研究人员职、权、名、利思想的影响，罪犯权利不断非理性扩张，法律惩罚犯罪、对违法犯罪的威慑作用逐渐削弱，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秩序能力持续下降。法律惩罚犯罪、遏制犯罪的立法宗旨与实际效果渐行渐远，应当进行认真的思考。

关键词：惩罚犯罪；立法宗旨；人权；法律应用；思考


　　惩罚犯罪是不同政治制度国家刑事法律共同的立法宗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编第一章第一条：“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1〕此法条开宗明义指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立法宗旨，同时，也揭示了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的辩证关系，即只有惩罚犯罪，才能保护人民；要保护人民，必须惩罚犯罪。但是，近年来我国由于人权思想在法律领域的超前应用，由于个别司法人员、辩护人员、法学研究人员职、权、名、利思想的影响，罪犯权利不断非理性扩张，法律惩罚犯罪、对违法犯罪的威慑作用逐渐削弱，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秩序能力持续下降。法律惩罚犯罪、遏制犯罪的立法宗旨与实际效果渐行渐远。
　　盗窃、抢劫这类不劳而获、严重挑战社会秩序的行为，社会不断为之付出巨大的防治成本，公民不断为之付出财产和生命的代价，是一种不同政治制度国家都公认的犯罪行为。盗窃、抢劫犯罪没有社会政治制度的渊源，也没有社会存在的合理性或必要性，且犯罪界限清楚，认定简单，理应严厉打击、大力遏制，即使达不到“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效果，也能使社会秩序良好，公民安居乐业。但是，近年来我国盗窃、抢劫犯罪日见猖獗，人心惶惶。法律对此类犯罪威慑力量不足的主要原因是立法、司法中罪犯权利持续非理性扩张，此类犯罪成本太低，应当进行认真的思考。

一、犯罪嫌疑人是普通公民还是罪犯——审判前的罪犯权利与公民权利

　　罪犯与公民的权利不是相同的，因为罪犯的权利要根据其犯罪性质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如限制人身自由权利、限制社会政治权利、限制生命生存权利等。罪犯限制其权利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两个关键点，一是由谁认定其罪犯身份，二是由谁来限制罪犯的权利。
　　“罪刑法定”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大陆法系的司法原则，这里的“法”指的是法律，即是否犯罪法律条款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条“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由于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具有执法权和最终犯罪确认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2〕因此在现实中许多人形成“罪刑法院定”的不准确法律概念。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是指法院具有最终形式犯罪确认权，但是如果因此认为犯罪嫌疑人在法院审判前具有普通公民权利，那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条“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由此可见，在法院审判前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可以搜查犯罪嫌疑人住宅，可以限制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私人住宅、人身自由不可侵犯是普通公民的权利，这说明犯罪嫌疑人不是普通公民，是限制权利的公民，也就是认为罪犯。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法院审判前可以采取以上行为，说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有认为犯罪的能力和权力，其认为的依据是有关犯罪行为的法律条款，符合“罪刑法定”的司法原则。因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也是执法机关，所以也可以实施限制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措施。那么普通公民能不能认为他人犯罪并采取限制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措施呢？
　　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既然是否犯罪是以法律条款衡量，那么知道、理解有关法律条款的普通公民同样可以认为犯罪。只是普通公民因为文化基础、理解能力、专业知识的差异，其认为犯罪的准确度不同，但是关于犯罪的一些基本的认识应当不会差异很大。难以设想一个国家的公民如果连一些基本的犯罪行为都不知道，社会秩序如何维持，社会如何运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对于有下列情形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一）正在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二）通缉在案的；（三）越狱逃跑的；（四）正在被追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这些法律条款都说明普通公民具有基本的认为犯罪和限制罪犯权利的权力。
　　可是，在现实中公民的这种权力往往受到较大的限制或否定。在盗窃、抢劫案司法实务中，普通公民现场抓捕扭送盗窃犯、抢劫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普通公民认为犯罪的第一种条件，但是法条赋予公民的“扭送”权力往往难以实现。因为扭送往往存在搏斗，法条没有界定公民采取制服犯罪嫌疑人行为的法律性质，司法中往往是犯罪嫌疑人如果受伤或死亡，公民应承担赔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但如果是公民受伤，犯罪嫌疑人难以赔偿。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关于正当防卫的条件，“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条款，由于实践中难以把握，使公民正当防卫时缩手缩脚、投鼠忌器，罪犯则肆无忌惮，气焰嚣张，实际效果是正当防卫中被侵害的公民打击罪犯的权利受到法律制约，而罪犯的生命健康权——实际是逃跑、拒捕行为得到法律一定保护。
　　当前，盗窃、抢劫罪犯起诉被害人的案件屡见不鲜，往往是因为被害人在防卫、自救、抓捕犯罪犯中造成罪犯受伤或死亡，罪犯及其辩护人的理由往往是他们未经法院审判认定，不是罪犯，他们有普通公民的生命健康不受侵害权；被害人不是执法人员，不具有限制他们权利的权力。即使事后事实证据已经证明其盗窃或抢劫的犯罪事实，也还有许多司法人员、法学研究人员认为当时被害人不具有这种采取措施限制、制止、打击盗窃、抢劫犯罪的权力。许多被害人因此承担刑事和民事赔偿责任。

二、保护公民权利还是保护罪犯权利——权利对抗时的罪犯权利与公民权利

　　形式逻辑矛盾律揭示：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一个思想及其否定不能同时是真的。即一个概念与另一个概念如果是完全对立的，则肯定了其中的一方，必然否定另一方。我们在对罪犯权利和公民权利的思维中，因为罪犯权利和公民权利存在此消彼长的对抗性，因此要肯定公民的某些权利，必须否定罪犯的一些与公民这些权利相对抗的权利。
　　在公民扭送现行盗窃、抢劫犯罪分子时，法律肯定公民的扭送权力，必须一定程度否定犯罪分子的生命健康权，因为如果发生拒捕搏斗，不能保证犯罪分子不受到制服措施的伤害。在公民对抢劫犯的正当防卫中，既然法律肯定了公民防卫的权力，也必须一定程度否定犯罪分子的生命健康权不可侵犯的权利，否则，公民正当防卫的权利实际是一句空话。当然，法律关于正当防卫条款并无肯定犯罪分子的生命健康权不可侵犯的权利，但是，“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等限制，使公民的正当防卫行使困难，罪犯的权利却得到有效保护。
　　2006年5月3日，小偷在偷窃30岁的下岗职工任朝阳的自行车时，被其当场抓获。任朝阳将他扭送到派出所。在扭送途中，小偷手腕骨折，被鉴定为轻伤。2006年8月30日，小偷盗窃行为属实，依法被处以行政拘留5日；2007年6月11日，小偷起诉任朝阳，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任朝阳犯故意伤害罪，免予刑事处罚，赔偿受害人8937.7元。〔3〕显然，这类司法把握，是肯定了小偷的生命健康权，否定了公民保护个人财产不受侵犯、扭送违法犯罪分子法办、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的权利。
　　在抢劫的正当防卫界定中，很多司法案例把抢劫成功后当作不法侵害已经结束，否定被害人自救、反击、抓捕罪犯的行为，以罪犯的生命健康权对抗被害人的打击犯罪、保护个人财产权利。这种界定事实上使法律成为抢劫犯的保护伞：抢劫犯一旦抢劫成功，被害人已经失去正当防卫条件，如果继续对罪犯采取夺回财物、制服抓捕措施，造成罪犯伤亡的，已经不是正当防卫性质，要承担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的刑事责任。湖南长沙的士司机黄中权、辽宁营口的士司机杨友刚撞击抢劫犯案，都是典型的例子。

三、生命健康权不能高于财产权——主体不同时的罪犯权利与公民权利

　　主体平等才能权利平等，这也是法律的一个基本概念。我们在衡量罪犯与公民的权利时，显然犯罪的公民与守法的公民是不同的主体，一方是被限制权利的公民，一方是完全权利的公民，他们的权利是不能平等的。许多司法审判把犯罪的公民与守法的公民的生命健康权放在同等的地位，他们之间谁侵犯了谁的生命健康权都是性质相同的违法犯罪，认为这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错误理解法律的公平与公正。
生命健康权高于财产权的一般司法原则也只能适用平等主体之间，如守法的公民与守法的公民之间，犯罪的公民与犯罪的公民之间，如果认为罪犯的生命健康权高与守法公民的财产权，显然是忽视了法律主体之间的不同，错误应用生命健康权高于财产权的一般司法原则。
　　当前，在有关抢劫案件正当防卫中，生命健康权高于财产权的一般司法原则常被错误应用。有些司法人员、法学人员认为抢劫犯侵犯的是被害人的财产权，而被害人自救、反击、防卫措施侵犯的是对方的生命健康权，属性质更严重的违法犯罪。如果一个犯法歹徒的生命健康权高于一个守法公民的财产权，那么，公民的财产只能任由歹徒盗窃、抢劫而不能有半点不满或抗争，因为抗争大多会损害歹徒的生命健康，会受到共和国法律的制裁。那么，大多数懂法的公民都只能眼睁睁看着盗窃、抢劫犯罪分子作案、逃逸，扭送犯罪分子、正当防卫无人敢为。
　　2004年福建省某市曾发生杨青芸追赶盗窃其自行车的方银菊，意欲将其擒拿归案，方银菊逃入机动车道致被汽车撞伤。后方银菊方把杨青芸告上法院，要求赔偿医药费。一审法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为据，认为方银菊在机动车道上杨青芸不应继续追赶，生命健康权不可侵犯，判处杨青芸赔偿医药费6617元。这是罪犯生命健康权高于普通公民财产权的典型判例，至二审时才得以纠正。

四、以暴制暴——普通公民非常时刻的非常权利

　　在普通公民与犯罪分子作斗争中，以暴制暴一般都被司法人员认为是错误的、违法的行为，其核心论点是犯罪分子未经审判，不能确认他有罪；公民不具有制裁罪犯的权力，并且存在制裁程度的不准确。其实，以暴制暴的性质、现实意义应当进行认真的分析。
　　对犯罪分子的法律处理，不外乎教育与惩罚两种方法，其中法律惩罚就包括死刑等以暴制暴性质的惩罚，只不过这个以暴制暴是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由执法机关执行。公民在受到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时，法律赋予正当防卫或无限防卫的权力，实际就是赋予公民以暴制暴的权力，这是普通公民非常时刻的非常权利。以暴制暴是对犯罪分子的惩罚，也符合法律惩罚犯罪、打击罪犯的立法宗旨。
　　以暴制暴在当前治安形势下具有现实积极意义。古语云：乱世须重典。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创建小康社会进入关键时期，虽然社会基本稳定，但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期间，各种政治思潮的涌起，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对于盗窃、抢劫这些恶性挑战社会秩序的犯罪，法律打击力度不足，威慑力量不够，犯罪成本太低。法律不能有效遏制此类犯罪。公民对盗窃、抢劫犯的积极斗争和反击是对法律打击此类犯罪的有力支持，对提高盗窃、抢劫成本，扭转目前盗窃、抢劫犯罪猖狂的局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公民敢于参与打击罪犯，具有现场性、及时性、准确性、高效性，提高了这类犯罪的成本，也减轻了公安部门的破案成本，是遏制此类犯罪的重要力量。如果公民这股提高盗窃、抢劫犯罪成本的力量，并不能得到法律的理解和支持，被定性为非法的以暴制暴，盗窃、抢劫如何遏制？社会治安不良局面如何扭转？
　　古语“矫枉过正”是指纠正错误过了一定的界限，也是错误。后人针对这种观点提出“矫枉必须过正”的论点，是指在纠正严重、顽固错误时，其开始时力度要大一些，才能有效纠正错误。许多罪犯的行为表明，在法律制裁和公民以暴制暴打击罪犯两者中，他们更惧怕的是后者：法律制裁，许多路面一般盗窃、抢劫只是很轻的惩罚，不足为惧，并且也难得被抓到一次，许多人屡抓屡犯、屡教不改；公民以暴制暴、奋起反抗、正当防卫，现场、及时、准确、多发，他们不但会更多被抓捕，受到法律制裁，还可能受到制服措施的皮肉之苦，无限防卫时甚至生命不保。常常看到盗窃、抢劫犯罪嫌疑人被群众抓获，他们盼望快来警察带走他们，保护他们，这也印证这些罪犯并不惧怕法律，而是更惧怕同仇敌忾、义愤填膺的人民群众。
　　最近，曾经有一个地方的公安局针对当地两抢犯罪严重，进行严厉打击此类犯罪的阶段性行动，宣传发动时在街道、路面上打出“飞车抢劫，当场击毙”的标语，有法学人士就出来指责口号不懂法、不合法、误导群众。其实此口号不但很有激情，很有威慑力量，也很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按照本款法理，抢劫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适用以上无限防卫或称特殊防卫条件，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飞车抢劫，当场击毙”的内涵是正在进行的抢劫犯罪，被害人采取正当防卫或警察采取保护被害人紧急措施，即使造成抢劫犯死亡，也是合法的。口号警告犯罪分子抢劫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鼓励公民对抢劫犯罪奋起反抗。口号需要简洁、有力，如果把这个法条全文张贴，就不是易懂、易记、易传的标语口号。
　　当前，在普通公民与犯罪分子作斗争问题上，我们常常看到普通公民在扭送犯罪分子、抓捕犯罪分子、自卫反击、正当防卫、自救中造成犯罪分子伤亡时，他们的行为往往获得绝大多数普通民众的热烈支持，认为这是打击犯罪、惩罚犯罪、遏制犯罪的正义行为，许多司法人员、法学人员也认为普通公民敢于与犯罪行为作斗争，对遏制犯罪有重大现实意义。但是，也总有个别司法人员、法学研究人员总是“与众不同”，他们吹毛求疵，总是担心对犯罪分子的权利保护不够，普通公民打击犯罪的权利太多。其原因之一是他们职、权、名、利思想作怪，主观炒作法律神秘、严格、独立、权威、与众不同。之二是没有深刻理解法律的社会作用和立法宗旨，理解法律并不是法律人士的专利，法律是公民制定的，应当体现公民的意志，司法人员、法学研究人员应当注意公民的呼声。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公民对法律的理解来自切身的体会，法律是复杂的，但也不能复杂到令大部分公民不能理解。之三是对人权的错误理解，在法律领域超前应用人权。
　　人权之所以成为当前理论研究和社会应用的热点，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越来越注重人的生命意义，珍重人的个性发展；是因为人们对人的价值的重新认识；是因为近年来某发达国家一直把它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政治体制优劣的标准。我国从忌讳谈人权，到也谈人权、研究人权、应用人权，是我国在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政治理论同步融合的表现，也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新的发展和实践。
　　人权是人的价值的体现，提高人权是社会发展大势所趋。但是，人权的提高有赖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人权的应用也面临个体相对性矛盾。〔4〕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水平低下，人权的提高和应用应当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不能超前提高。同时，在人权的应用中，要特别注意人权的个体相对性，人权适用者都是社会中的“人”， 即集体的“人”， 人权应用不能是纯个体应用，必然同样、同时适用其他个体，因此，当不同人的人权发生对立时，应当以代表大多数公民权利的人权为本，排斥与其对抗的人权。
　　法律保护犯罪嫌疑人、犯罪人的应有权利，体现人权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但是，当犯罪嫌疑人、犯罪人的权利与广大公民的权利发生对立时，法律应当旗帜鲜明保护广大公民的权利，而不能以罪犯为本，本末倒置保护罪犯权利，这才是人权在法律应用中的基本原则。当前，在我国立法司法领域，人权的提高和应用，应以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有效维持社会秩序为前提，克服人权超前提高和应用的倾向。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北京市征兵工作条例

发布单位：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2003年5月30日北京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兵役登记
　　第三章 体格检查
　　第四章 政治审查
　　第五章 审定、交接与退兵
　　第六章 优待与安置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国防建设，保障征兵工作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和《征兵工作条例》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具有本市常住户口的公民和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
　　第三条 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每个公民的神圣职责。依法服兵役是公民的光荣义务。
　　依法做好征兵工作，是加强部队建设、巩固国防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第四条 每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岁的男性公民，符合条件的，应当被征集服现役。当年未被征集的，在22岁前仍可以被征集服现役。
　　女性公民的征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每年12月31日前年满17岁未满18岁的男女公民，根据军队需要和本人自愿的原则，可以被征集服现役。
　　适龄公民是正在全日制学校就学的学生或者是维持家庭生活的唯一劳动力，可以缓征，但本人自愿的可以被征集服现役。
　　第五条 本市征兵工作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每年的征兵人数、范围、时间和要求，由市人民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根据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当年的征兵命令，下达给区、县人民政府。
　　第六条 本市征兵工作在上级军事机关和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由市兵役机关组织实施。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组织同级兵役机关、公安、卫生、教育、财政、民政等部门组成征兵办公室，负责办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平时征兵准备、征兵实施、征兵宣传、从非军事部门直接招收志愿兵等项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应当根据区、县人民政府的安排和要求，负责本地区、本单位的征兵工作。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以及宣传、新闻单位，应当积极配合征兵办公室做好征兵工作。
　　第七条 征兵宣传工作应当纳入本市国防教育和法制宣传教育规划。各部门、各单位应当加强征兵的宣传工作，广泛开展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依法服兵役的教育，做好应征公民的思想政治工作，鼓励他们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积极报名应征。
　　第八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开展征兵工作所需经费，应当列入同级财政年度预算。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所需征兵工作经费，由各单位自行解决。
　　第九条 对在征兵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本市各级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兵役登记
　　
　　第十条 兵役登记工作在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的指导下，由区、县兵役机关组织实施。
　　第十一条 区、县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应当于当年兵役登记开始10日前发出兵役登记公告。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应当根据区、县兵役机关的安排和要求，设立兵役登记站，并于兵役登记开始7日前将登记事项通知适龄男性公民。
　　第十二条 每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岁的男性公民，应当于当年9月30日前，按照区、县兵役机关的通知，持本人身份证、学历证明到兵役登记站进行兵役登记。
　　适龄男性公民因特殊情况不能到兵役登记站登记的，可以书面委托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代为登记。
　　第十三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应当根据区、县兵役机关的安排，组织本地区、本单位的适龄男性公民进行兵役登记；依法确定应当服兵役、免服兵役和不得服兵役的人员，并报区、县兵役机关批准；依法对经兵役登记和初步审查合格的应征公民进行体格目测、病史调查和政治、文化素质审查，择优选定当年预定征集的对象，并通知本人。
　　第十四条 区、县兵役机关和基层单位应当加强对预定征集的应征公民的管理、教育和考察，了解掌握基本情况。预定征集的应征公民离开本市1个月以上的，应当向所在基层人民武装部报告去向和联系办法，并按照区、县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的通知及时返回应征。
　　第十五条 区、县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对经过兵役登记的适龄公民，发放由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印制的《北京市公民兵役证》，并负责《北京市公民兵役证》的管理、核验工作。
　　《北京市公民兵役证》由适龄公民本人保管，遗失的应当及时向发证单位申请补发；经兵役登记的适龄公民变更户口所在地、住所地或者就业单位，应当及时到发证单位办理兵役登记变更手续。
　　《北京市公民兵役证》不得转借、涂改、伪造和变造。
　　第十六条 本市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在招录国家公务员、办理出境或者招生、招工时，应当查验本市适龄公民的《北京市公民兵役证》。
　　
　　第三章 体格检查
　　
　　第十七条 应征公民体格检查工作，由区、县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统一组织，同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在二级以上医院设立体检站，抽调医务人员组成体检组具体实施。
　　第十八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会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对参加体格检查工作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
　　负责体格检查工作的医务人员，应当按照征兵体格检查标准和有关规定对应征公民进行体格检查。
　　第十九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根据区、县人民政府下达的征集任务和要求，组织当年预定征集的应征公民参加体格检查。
　　第二十条 应征公民应当按照区、县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的要求参加体格检查，并如实反映健康状况。
　　应征公民参加体格检查的，应当视为出勤。
　　第二十一条 应征公民的体格检查采取基层初检、区县体检、市抽查的方法进行。
　　对应征公民的抽查人数一般不得少于征兵人数的1/3。经抽查，合格率低于95%的，应当对体格检查合格人员全部进行复查。
　　
　　第四章 政治审查
　　
　　第二十二条 应征公民的政治审查工作，由区、县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统一组织，公安部门按照政治审查有关规定具体实施。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协助配合，如实提供情况。
　　第二十三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会同公安部门对参加政治审查工作的人员进行业务培训。
　　参加政治审查工作的人员，应当按照征兵政治审查工作的有关规定，对应征公民的有关政治状况等进行审查，重点查清其现实表现。
　　第二十四条 应征公民的政治审查工作实行村(居)民委员会、职工所在单位初审，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公安派出所复审，区、县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终审的三级审查和相关地区、单位联合交叉审查制度。
　　
　　第五章 审定、交接与退兵
　　
　　第二十五条 区、县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应当对体格检查、政治审查合格的应征公民进行全面衡量，在听取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有关单位意见的基础上，召集接兵部队负责人审定兵员，择优批准服现役，并将被批准服现役的人员名单予以公布。
　　第二十六条 区、县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应当对被批准服现役的公民办理入伍手续，发给《应征公民入伍通知书》，通知其常住户口所在地的户口登记机关，并统一编制《新兵花名册》，报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备案。
　　有关单位应当按照区、县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的要求，移交被批准服现役公民的档案材料。
　　第二十七条 交接新兵，由区、县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派人送兵、新兵自行到部队报到或者部队派人接兵。
　　区、县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应当在规定时间、地点办理新兵交接手续。
　　第二十八条 新兵到达部队后，按照规定进行检疫和复查，因不符合条件被部队作退兵处理的，由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按照有关规定办理退兵手续。
　　区、县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不得擅自接收或者调换被部队退回的新兵。
　　第二十九条 对部队按规定退回的新兵，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应当通知原征集的区、县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领回，注销其入伍手续，当地公安部门应当予以落户；原是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原单位应当准予复职、复工；原是高等学校学生的，原学校应当准予复学。
　　
　　第六章 优待与安置
　　
　　第三十条 义务兵及其家属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享受国家和本市规定的优待。
　　本市鼓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开展拥军优属活动。
　　第三十一条 义务兵服现役期间，其家属应当享受优待金。优待金的支出纳入财政预算。优待金的标准不低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具体标准和发放办法由市人民政府规定。
　　义务兵原所在单位上年度人均收入高于优待金标准的，原所在单位应当给予适当补贴。
　　义务兵到国家确定的自然条件恶劣地区服现役的，其家属享受的优待金应当适当增加；对在服现役期间荣立三等功以上的义务兵，由区、县人民政府给予一次性奖励。
　　义务兵家属享受优待金后，生活仍确有困难的，区、县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补助。
　　第三十二条 义务兵原租赁公房的租赁和使用权应当予以保留；住房被拆迁或者其所在地土地被征用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补偿安置。
　　入伍前是在职职工的义务兵，由原单位发给离职当月的全部工资、奖金及各种补贴。
　　入伍前是农业户口的义务兵，服现役期间其家庭承包的土地、山林等应当予以保留。
　　第三十三条 义务兵退出现役后，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妥善安置，不得拒绝接收。
　　对在自然条件恶劣地区服现役和在服现役期间荣立二等功以上的义务兵，其退伍安置工作，应当按照从优的原则，在就业、农转非等方面给予优惠和照顾。
　　第三十四条 入伍前是在职职工的义务兵退出现役后，原单位应当安排工作。原单位撤销、倒闭等不能安排工作的，由上一级主管单位安置；没有主管单位的，由本市各级人民政府按规定负责安置。义务兵退出现役，予以安置后的工资、社会保险、福利待遇等按照本单位同工种、同岗位、同工龄职工情况确定。
　　非农业户口义务兵退出现役后自谋职业的，区、县人民政府应当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助，并给予其他政策优惠。
　　入伍前是非农业户口的义务兵退出现役后，在待安置期间，由区、县人民政府每月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水平的原则发给生活补助费。
　　第三十五条 入伍前是农业户口的义务兵退出现役后，由乡镇人民政府妥善安排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在农村招收员工时，在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录用退伍军人。
　　第三十六条 义务兵退出现役后，报考国家公务员、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应当予以优待。
　　第三十七条 义务兵入伍前是全日制高等学校的大学生，原就读学校应当保留其学籍，退伍后准予其复学，并在学费、升学等方面享受国家和本市的优惠政策。
　　第三十八条 应征公民经征兵体检、政审合格后，因名额限制未被征集入伍的，一年内各单位在招录国家公务员、招生等时，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招用、录取。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有服兵役义务的公民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区、县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由区、县人民政府强制其履行兵役义务，并可以处年优待金标准1至3倍罚款：
　　（一）拒绝、逃避兵役登记和体格检查的；
　　（二）应征公民拒绝、逃避征集的。
　　有前款第（二）项行为，拒不改正的，在两年内不得被录取为国家公务员、国有企业职工，不得出国或者升学。
　　战时有第一款第（二）项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转借、涂改、伪造和变造《北京市公民兵役证》逃避兵役登记的，由区、县人民政府责令改正，并可以处年优待金标准1至3倍罚款。涂改、伪造和变造的《北京市公民兵役证》予以没收。
　　第四十一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区、县人民政府责令改正，并可以处年优待金标准5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一）拒绝完成征兵任务的；
　　（二）不按规定组织适龄公民进行兵役登记的；
　　（三）阻挠适龄公民参加兵役登记、体格检查或者应征入伍的；
　　（四）隐瞒适龄公民人数、弄虚作假或者采用其他手段庇护应征公民逃避服兵役的；
　　（五）录用或者录取本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应征公民就业、就学的；
　　（六）拒绝接收、安置退出现役军人的。
　　第四十二条 对没有完成征兵任务的区、县人民政府，由市人民政府给予通报批评，并对区、县人民政府的行政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对没有完成征兵任务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由区、县人民政府给予批评，并对行政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三条 对有扰乱征兵工作秩序，或者阻碍征兵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四十四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征兵工作中收受贿赂、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2003年7月1日起施行。
　　1993年6月17日北京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北京市征兵工作若干规定》，1993年9月23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14号令发布的《北京市兵役登记工作规定》和1993年9月23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15号令发布的《北京市征兵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规定》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