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立法技术 救助义务 道德因素 《唐律疏议》
内容提要: 笔者对《唐律疏议》第二十八卷“捕亡”的454条从立法技术、律疏内容、立法精神等角度进行了简评。在此基础上，笔者思考了其对现今刑事立法的启示，认为应当提升道德要素在现今刑法中的考量，同时刑事立法应当符合时代特征和国民的接受程度，救助义务方面的刑事立法应当与现今刑法特征一致。此外，刑事立法应当提高立法技术，并遵循科学的刑事政策。



一、《唐律疏议》454条简评

（一）《唐律疏议》454条律疏内容

《唐律疏议》第十一篇《捕亡》的454条规定：诸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助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势不得助者，勿论。势不得助者，谓隔险难及驰驿之类。

[疏]议曰：“追捕罪人”，谓将吏以下据法追捕，及在律文听私捕系。而力不能拘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助之”，谓行者人杖堪制罪人，而不救助者，行人合杖八十。“势不得助者”，谓隔川谷、垣篱、堑栅之类，不可?越过者及驰驿之类。称“之类”者，官有急事，及私家救疾赴哀，情事急速，亦各无罪。

《唐律疏议》这一气势恢弘的法典的历史地位自不待言，其以立法审慎、内容周详、条目简明、解释确当的特点著称于世。窥一斑而见全貌，笔者采撷454条进行简评，并基于对这一律疏的分析，意在说明感悟到的唐律的立法技术等，进而说明对现今的刑事立法方面产生的启示。

（二）《唐律疏议》454条的立法技术和内容等评析

1.法律规范表述技术方面，其层次性和精准性突出

从层次性而言，其由律和疏（律之解释）两部分构成。在律这一部分，由救助义务的前提，到分两种情况具体解释救助义务是否必须履行，具体每种情况下行为人不救助是否承担后果及承担什么后果，再到最后概括界定什么情况下可以免责，律文层层推进，逻辑严谨，结构严密；在疏这一部分，立法者一方面完成了解释律文的职责，保持了原律文的完整性和逻辑性，与律文实现了无缝衔接，也在保持律文原意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扩大或缩小解释，使原律文的内容丰满充实。

从精准性而言，长孙无忌等唐初重臣充分利用了其知识储备和总结的司法实践经验，在进行法律解释时显得游刃有余、张驰有度。具体表现为，对于“追捕罪人”、“其行人力能助之”、“势不得助者”、“之类”等司法实践中不好把握的法律概念用精准的语言进行了解释。并且立法者适当补充一些字词以使含义更加清晰，从“力不能制”到“力不能拘制”，从“杖八十”到“行人合杖八十”，这些词语的细微变化体现的是这些立法者在法律制定过程中严谨宽缓的精神，促使司法官在司法过程中更好地把握律文意旨进行司法审判活动。尤其是对“之类”一词的解释，笔者深感叹服。古代司法官基本没有经过系统的法律培训，他们在利用法律条文进行审判时，比现今的法官更加难以把握兜底性规定（如“之类”），也极易衍生司法腐败。故精准地进行立法以限制司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空间显得尤为重要。在对此法条进行解释时，立法者们将“势不得助”解释为不仅包括不可抗力因素致使客观上无法救助的情况，亦包括了“官有急事”和“私家救疾赴哀，情事急速”两种情况，允许行人拥有特定情况下的自由选择权，综合考虑了实践中容易出现的免责事由，体现了立法者的人文情怀。对于后两种情况而言，两种地位截然不同的主体，在情况类似时，同样适用免责事由，考虑到了普通百姓的切身需要，不在法律上对百姓进行苛责，深层次地体现了“恤刑”的原则和人性化的特征，可见法律儒家化已经渗入了唐律的字词之间。此外，这两种情况的分别说明与疏对“追捕罪人”的解释分公私两种情况相得益彰，这样就在文字和逻辑上实现了律疏的完整性和圆满性。

2.律疏内容简析

此条律疏为叙明罪状，涵盖了客观构成要件、有责性阻却事由及刑罚等内容。其中客观构成要件和刑罚内容相对简略，而有责性阻却事由则较为详细，体现了立法的宽宥性和严肃性的统一。其属于《捕亡》篇中典型的不作为犯罪，作为的义务的来源体现了道德在法律领域的渗透：虽然民助官抓捕罪犯为法定的义务，较少涉及道德领域，而见义勇为等普通民众间的救助义务则来源于道德义务而被法律所涵盖。其属于典型的行为犯，而非结果犯，并不要求行为人造成严重后果，只要其不合理履行救助义务则构成本罪，这是因为此罪关键在于考察行为人当时是否愿意救助的主观态度，行为人尽力则法不苛责，不适宜以结果犯论罪处罚。

3.立法精神评析

笔者细细揣摩长孙无忌这些唐初名臣的立法原意时，深深感悟到了唐律“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立法精神已经深深渗透到了每一个词语中。在这个道德与法律水乳交融的时代，唐礼仪之邦的美誉和文化的兴盛显然与唐初的道德教化有关。然而，道德教化不仅依赖于儒家教育和开明风气的沿袭，把道德贯穿到法律的每一个触角也是推行教化统治的重点措施。当人们在违背道德就会受到严厉惩罚时，人们深深感触到了道德的力量而敬畏之，长期实行，道德的血液被注入到了民众的骨髓。

二、此条律疏对现今救助义务等方面刑事立法的启示

唐千余年之后的今日，“小悦悦事件”等引起了广大民众对于道德滑坡的反思，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说：“最近发生这个事件，有一些道德层面的问题，当然可能也有法律层面的问题。”关于“见死不救是否应当入刑”的问题再次成为了议论的焦点。中国刑法学泰斗高铭暄老师在前不久的全国刑法学术年会上表示，当前，立法制裁见死不救，时机尚不成熟，因此并不恰当。参考《唐律疏议》454条的“救助义务不履行而入刑”的规定，笔者从以下方面表达自己的观点。

（一）应当提升道德要素在现今刑法中的考量

自先秦时代至清，历朝大都有支持或奖励见义勇为行为的立法，及对于见危不救行为的惩罚规定。毋庸置疑，这些规定对于普通民众道德水准的提升和社会的进步是有极大促进作用的。

现今刑法从与伦理道德的关系上区分自然犯和法定犯，自然犯是指在侵害或者威胁法益的同时明显违反伦理道德的传统犯罪，法定犯是指侵害或者威胁法益但没有明显违反伦理道德的现代型犯罪。相对古代而言，法定犯大大增多，而纯正的自然犯范围大大缩小，这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但是当面对现今社会部分领域道德滑坡的现状，我们应当在追求法治现代化的同时汲取更多道德因素，将一些严重违背社会道德的行为入刑，考虑使用刑罚的方式维护社会道德体系不被侵蚀。

我们应当在刑法中现有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违法性阻却事由的基础上，强化对于见义勇为行为的保护和鼓励，甚至可以对于恶意讹诈见义勇为行为人的情节严重的行为（如最近大量发生的救助人被诬告为侵害人的行为）以诬告陷害罪论处。这样可以使社会中的私力救助行为于法有据，使私人履行救助行为时，少了后顾之忧，可以有效地打击违法犯罪和鼓励民众进行见义勇为的活动，这也有效地减轻了公权力执法的压力。通过这种方式形成防控犯罪人人有责的局面，使犯罪行为无处遁形，以减少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进而维护社会稳定。

（二）救助义务等的刑事立法应当符合时代特征和国民的接受程度

从对《唐律疏议》454条的分析可知，法律若符合立法时的历史背景，在今日看来严苛的法律于彼时却是进步的；反之，立法如与时代背景相脱离，违背所在时代的民众的接受程度，则必定不能取得良好的司法效果。

有唐一代，道德与法律浑然一体，《唐律疏议》对于违反一般道德的行为也规定了处罚措施。这完全符合当时普通民众的心理承受水平，而且长期的道德教化和《唐律疏议》高超的立法技术促使民众乐于接受这些立法并自觉遵守。而在现今社会，刑法中虽然也有严重违反道德的行为入罪的规定（如遗弃罪），但是我们在将其他违反道德的行为入刑时，必须考虑到国民的接受程度。我们知道，遗弃罪违反了家庭成员间的扶养义务，这是亘古不变的最基础的道德准则之一，而不具有家庭成员关系的人们之间对于相互救助的义务的认可度显然较低，若贸然使之上升到利用刑罚进行保障的高度则不会得到社会大众的支持和认可。

（三）救助义务方面的刑事立法应当与现今刑法特征和基本理论一致
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政府


深圳经济特区金银市场管理暂行规定


（1993年10月21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16号发布，1999年1月26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82号修订，2002年7月23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118号第二次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建立正常的金银市场秩序，对金银经营、交易做到疏管结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金银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金银管理条例施行细则》和《对金银进出国境的管理办法》，结合深圳经济特区（以下简称特区）的具体情况，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国家对金银实行统一管理。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以下简称深圳人民银行）为深圳市管理金银的主管机关，行使下列职权：金银的收购与配售；会同特区物价主管机关管理金银收购与配售价格；会同市政府经济贸易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审批经营（包括加工、销售）金银制品、含金银化工产品以及从含金银的废渣、废液、废料中回收金银的单位；管理和检查金银市场和金银生产加工厂；监督本规定的实施。
第二章 对经营单位和个体银匠的管理
　　第三条 凡在我市从事生产、销售、加工金银制品（含金银化工产品、金银饰品），改制修理金银首饰以及从含金银的"三废"中回收金银的单位和个人，须向深圳人民银行申报，经银行会同市经济贸易局审查批准后，发给"金银经营许可证"。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注册，颁发营业执照后方可营业。
　　第四条 经深圳人民银行批准，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经营单位，必须按照批准的地点、规定的范围从事经营。
　　第五条 金银饰品零售单位，须按规定从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有金银饰品批发权的单位进货。任何零售单位均不得从事批发业务（沙头角镇内和免税商品企业公司金饰品销售点的进货渠道另行规定）。
　　凡内地银行用于有奖储藏前来购买金银饰品的，一律凭所在地中国人民银行省、市、自治区分行的介绍信，经深圳人民银行审核，到指定的有批发权的单位购买。
　　第六条 经批准，从国外或港澳地区进口金银原料在深圳特区加工金银制品、产品全部返销境外的企业，须按以下规定办理：
　　（一）凭市政府有关批文和深圳人民银行的批准文件、来料加工合同，向海关办理申报进口金银原料手续。
　　（二）金银原材料进口时，由海关加封，并持来料加工合同，送经深圳人民银行办理登记重量、成色用途的审查手续后方可使用。
　　（三）加工出口的金银产品，不论含金银量高低，均须由深圳人民银行检查产品所含金银重量、成色，核对合同，填发《金银产品出口许可证》。
　　（四）海关凭深圳人民银行的《金银产品出口许可证》和有关的报送单查验放行。
　　第七条 经营加工金银及其饰品、产品的单位，须按深圳人民银行的要求定期报告经营加工情况，接受深圳人民银行及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八条 经批准的个体银匠，可以从事代客加工和修理金银制品的业务。
第三章 金银收购管理
　　第九条 凡经营和使用金银的单位（包括医院、照相馆），应积极从含有金银的"三废"（废渣、废液、废料）中回收金银。无回收能力的单位可将金银"三废"交售给经深圳人民银行批准的回收单位进行回收。
　　第十条 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统一办理的进口金银和矿产品中采炼的副产金银，除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留用或按照规定用于进料加工复出口的金银以外，一律交售给深圳人民银行。
　　第十一条 公安、司法、海关、工商行政管理、税务等国家机关依法没收的金银及其制品，一律交售给深圳人民银行。
第四章 金银配售管理
　　第十二条 凡需用金银作生产原材料的单位，必须提出申请计划，报经深圳人民银行审核转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审批，并按核批的数量，根据生产进度分批供应。
　　第十三条 特区内的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以及外商订购金银制品或加工其它含金银产品，要求供给金银的，向深圳人民银行提出申请，经审核后转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审批，在批准的数量内，用外汇购买。
　　第十四条 各使用金银单位，必须建立使用登记制度，严格做到专项使用，结余交回。
第五章 奖励与惩罚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或个人，由深圳人民银行给予表彰或物质奖励：
　　（一）检举揭发违法生产、加工金银及其制品，成绩显著的；
　　（二）检举揭发违法销售、调剂、留用、转让金银及其制品，事迹突出的；
　　（三）为保护国家金银与走私等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对国家有贡献的；
　　（四）向深圳人民银行交售罚没金银的办案单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银发〔1988〕106号文件的规定，由深圳人民银行补给办案经费。
　　第十六条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金银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金银管理条例施行细则》、《对金银进出国境的管理办法》以及本规定的，视其情节轻重，由深圳人民银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公安机关或海关给予下列处罚：
　　（一）违反本规定第三条、第八条，未经批准，非法经营金银业务、收购、买卖、加工金银及其制品的，由深圳人民银行或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处等值金银价款50%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本规定第十条，自行销售、交换和留用金银的，由深圳人民银行强行收购或贬值收购；情节恶劣的，并处以违法等值金银价款50%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本规定第四条，擅自改变经营范围，套购、挪用、克扣金银的，违反本规定第五条，进货渠道不正当的销售单位和违反金银批发规定的批发单位，由深圳人民银行或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贬值收购违法金银；情节恶劣的，可并处以等值金银价款20%以下的罚款；
　　（四）违反本规定第七条，不向深圳人民银行报告金银经营活动情况，连续三个月不送报表或弄虚作假的，深圳人民银行予以警告；
　　（五）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自行处理没收金银的，由深圳人民银行强行收购，并处以等值金银价款10%的罚款；
　　（六）违反本规定第十四条，擅自改变用途或者转让金银原材料的，由深圳人民银行予以警告，或者收回已配售的金银，对高价转售的金银原材料，处以等值金银价款10%-50%的罚款，直至停止供应金银原材料；
　　（七）对违反国家进出境管理规定、走私金银的，由海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十一条规定处以等值金银价款以下的罚款，并补征税款；在深圳特区内利用金银进行黑市交易的，由深圳人民银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公安机关处以等值金银价款100%的罚款；
　　（八）违反本规定第六条，拒绝深圳人民银行以及有关部门监督检查，或在加工金银制品过程中弄虚作假，以及未经批准擅自接受内加工和销售任务的，深圳人民银行有权责令其停工检查，情节恶劣的，取消其金银加工业务。
　　第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已构成犯罪行为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规定的罚款全部缴交深圳市财政。
　　第十九条 本规定由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